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崛起《中国的大国发展之道：来自经济学的声音》，是复旦大学几位年轻学者近年来围绕现实经济、政治、社会的讨论实录，为我们勾勒出一整套分析和理解中国20多年转轨过程的思想框架。他们关心的问题很大，切入点却很小，往往是从市场和社会的微观机制出发，直面当下市场经济暴露出的问题。从理路源头与理论工具来看，他们的讨论主要基于三种基础：其一是以二元分割的视角看待中国经济；其二是以分权的视角看待中国政治；其三是以关系型社会结构看待中国社会。这几点立论都颇有深意，耐人寻味。所谓二元经济，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与工业及服务业生产对立，农村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对立。在制度层面，就是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相互对立。由此，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在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模式就截然不同，在城市化过程中就引发出许多社会问题。而分权的研究思想来自面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后者是20多年来财政改革的主导思想，在经济学里已得到充分的研究。一些学者将其引入“政治市场”，将各地领导人视作追求多个相联目标最大化的理性人，公共投资和基础建设则成为他们可以选择的策略空间。这样，就把作为整体的中国政治决策过程分解成地方政府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博弈过程，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至于关系型社会的看法，则是费孝通以降数代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归纳。这几位经济学家敏锐地意识到“身份认同”和“社会权力”这些经典社会学概念的解释力量，并且可以有机地与经济学框架结合，从而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人的行为模式。这些理性思考的价值毋庸置疑，而且很多讨论背后都有严格的实证检验，绝非泛泛而谈。可我读完以后，也联想到很多别的问题，不揣冒昧，写下来求教于方家。比如说，如果把最高级的政府设定为一个理性选择个体，那么谁来设计它的激励机制？谁来约束各级政府的行为(包括公共投资决策)？又有谁来监督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博弈？问得再彻底一点，中国近30年改革的动力何在，政府为什么有动力来推动市场化的改革？财政分权到底是因是果，为什么会自动分权？几位学者似乎都有化约论的倾向，即把“在政治框架下讨论经济问题”的理路转换成“在经济模型中引入政府这个变量”。这正是过去经济学方法的局限所在，无论把政府看作有特殊权力的“委托人”还是参加博弈的“博弈方”，其实都不能真正体现出政治所蕴含的权力。在微观经济领域，学者们大都认为产权是一个核心概念。政府乃至《中国的大国发展之道：来自经济学的声音》，是复旦大学几位年轻学者近年来围绕现实经济、政治、社会的讨论实录，为我们勾勒出一整套分析和理解中国20多年转轨过程的思想框架。他们关心的问题很大，切入点却很小，往往是从市场和社会的微观机制出发，直面当下市场经济暴露出的问题。从理路源---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头与理论工具来看，他们的讨论主要基于三种基础：其一是以二元分割的视角看待中国经济；其二是以分权的视角看待中国政治；其三是以关系型社会结构看待中国社会。这几点立论都颇有深意，耐人寻味。所谓二元经济，主要表现在农业生产与工业及服务业生产对立，农村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对立。在制度层面，就是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相互对立。由此，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在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养老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模式就截然不同，在城市化过程中就引发出许多社会问题。而分权的研究思想来自面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后者是20多年来财政改革的主导思想，在经济学里已得到充分的研究。一些学者将其引入“政治市场”，将各地领导人视作追求多个相联目标最大化的理性人，公共投资和基础建设则成为他们可以选择的策略空间。这样，就把作为整体的中国政治决策过程分解成地方政府的博弈过程，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至于关系型社会的看法，则是费孝通以降数代社会学家对中国社会的整体归纳。这几位经济学家敏锐地意识到“身份认同”和“社会权力”这些经典社会学概念的解释力量，并且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