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贵州缺乏了解，产生了诸多误解，以至于以讹传讹，使贵州形象受到歪曲。然而也有能正确认识贵州的智者，例如刘伯温，也就是辅佐朱元璋筹谋天下大事的刘基。他胸怀全局，高瞻远瞩，以理性的思维重新审视了当时被人们视为“蛮荒之地”的云贵高原：赋诗道：“江南千条水，云贵万重山。五百年后看，云贵胜江南”。这是一个智者的预言，它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有历史为它作证。这些年来，社会科学工作者不断发现贵州，深化对省情的认识，越发觉得这个预言是一种远见卓识。贵州的历史要重新认识，还原它的本来面目。因为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有“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一语，人们便误以为云贵是“不毛之地”。但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证明，早在几十万年前，云贵高原就有人类居住、活动，是古人类的摇篮之一。《史记·西南夷列传》明明白白地写道：“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可是，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绎妃》中，“夜郎最大”却变成了“夜郎自大”。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字之差使贵州人蒙受了不白之冤。在柳宗元的文章中，明明写的是“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可是好事之人却偏偏把“黔驴技穷”强加在贵州头上。外来的驴子与贵州毫无干系，应当拂去历史的尘埃，让人们看见一个真实的贵州。刘伯温真不愧是一个智慧超群的高人，在他预言后不久，贵州便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建省，成为中国第十三个行省。这的确出乎人们的预料。论土地、人口、赋税，贵州都不足以建省，但贵州建省却成了不可改变的事实。在此之后，清代十八行省有贵州，民国二十九行省有贵州，现在的三十三个省、市、自治区仍有贵州。究其原因，是因为贵州在地理位置上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明代“开一线以通云南”，在贵州建省有利于西南形势的稳定和云南边防的巩固。抗战时期，贵州成为西南大后方，成为陪都重庆的屏障，成为西南公路交通的枢纽。贵州成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区域之一，也是因为它的战略地位重要。贵州的区位优势一再显现出来。在西部大开发中，贵州成为西部与中、东部的重要链结，成为西南出海大通道，铁路在贵阳和六盘水形成两个“铁十字交叉”，高等级公路网也逐渐在贵州形成。说到贵州地理，明代王世性《黔记》概括了两句话，即“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这本来是一种形象性的描述，并没有什么贬义。可是，由于某种偏见，人们常常从负面上去理解它。如果理智地分析这两句话，我们会清醒地看到它的有利和不利因素，敢于面对，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用科学的眼光去看“天无三日晴”，这恰好是贵州气候资源的一大优势。用新的观点诠释“天无三日晴”，应当说是“三晴两雨好天气”。不是么？三天下雨两天晴，既不因长久无雨而干旱，也不因雨量太多而成水灾。水是生命之源，因为有水，大地生机勃勃，葱绿一片。由于贵州雨量充沛，贫瘠的喀斯特地面上草木旺盛，连石头上也长出了大森林。雨热同季，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倘若不是“天无三日晴”，贵州哪里会有这么多青山绿水？哪里会有如此丰富的水资源？又哪里会成为最适宜人居的地方之一。“天无三日晴”是好事而不是坏事，用不着怨天尤人，应当感到这是大自然给贵州的恩惠。“地无三里平”虽然过于夸张，但反映了贵州多山的特点。“苍山如海”是一个客观事实，山对人有不利的一面，也有有利的一面，要辩证地看问题。大山阻碍交通，翻山越岭，行路艰难。但随着科学的进步。铁路、高等级公路却使千山万壑变通途，飞机越过上空而不受地形限制，现代通信也不因山而被遮拦，山对交通、通信的影响日益减少。山地固然使耕地受到限制，却有利于立体农业发展。更要看到的是，山上有多种生物资源，山下有无尽宝藏，山间有无限风光。贵州动植物种类繁多，树木蔽阴成绿诲，许多草木是药材，不少地方成了珍稀动植物的最后家园。在地球变迁的过程中，贵州成了一个聚宝盆，已探明的矿产有123种，名列全国首位的有8种，居全国前五位的共28种，居全国前十位的共41种，这是其他地方难以取代的优势。贵州山水相连，山山水水为贵州发展旅游提供了优越条件。这些在古代难以利用的自然资源，在21世纪的今天都成了无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