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其它相关论文-清代前期的小农经济（三）三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这种生产模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自己的社会经济根源。中国幅员辽阔，既有湿润、半湿润、干旱、半干旱多种地带，又有山地、高原，丘陵和平原，气候和土壤多种多样的差异性，会形成自然产品的多样性，这是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的良好自然基础。这种自然资源能否得到充分利用，在当时生产力的条件下，关键在于农民能否有比较充实的自有经济，和能否比较独立地自主经营。中国封建经济制度，在农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推动下，不断改革而自我完善，为农民发展生产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社会经济条件。封建国家的赋役制度，长期以来，田赋除了征收粮食之外，还有绢、布、丝、棉等实物之征。不论自然条件如何，迫使农民都得从事这些产品的生产。这对农民的生产无疑是一种干扰。到明代中叶，封建国家取消了征收丝棉及其织品，田赋除保留漕粮仍征实物之外，其余一律征银。封建国家徭役的征调无时和繁杂，更严重干扰自耕农的生产。从汉代的赋役并重，经过不断改革，到唐代两税法的重赋轻役，到明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的摊丁入地，最后完成了役并入赋。这些变革都扩大了自耕农的耕作自由。从农民的另一部分佃农来说，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的“私属”、“佃客”之类，“皆注家籍”，隶属于封建地主，具有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迄于唐宋，他们才逐渐取得国家编户齐民的地位，并获得自择田主和迁徙的自由。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占支配地位的实物地租，同劳役地租相比，佃农本来有较大的经营独立性。但在分成租制之下，佃农除土地外，还要依赖地主提供部分生产资料，以至生活资料，导致地主干预和指挥生产。到清代前期，随着分成租制向定额租制转化，从此“田中事，田主一切不问，皆佃农任之”。地主与佃农之间，“交租之外，两不相问”，佃农是“偿租而外，与已业无异”，“勤则倍收，产户不得过而问焉”[1]。这也都扩大了佃农的耕作自由。中国封建社会自北魏以来，长期实行计口授田的制度。农民请授的田地，一部分归国家所有，不允许买卖，农民死后还要归还国家。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即不实行计口授田的制度，不禁止土地买卖，就解决了这种自耕农土地所有权不完全的问题。清代前期，在押租制流行之后，佃农可以自由地有偿转让自己的佃权。在永佃制发展以后，土地所有权同耕作权进一步分离，佃农有权将自己享有的耕作权和部分土地所有权出租、典押和买卖这都反映了农民个体私有制的发展。自耕农有自己的土地，没有地租剥削，经济条件比佃农优越，生产资料一般都比较完备。唐宋间，许多佃农除了租种地主土地之外，还要依靠地主提供其它生产资料以至生活资料，有所谓“贷其种食，赁其田庐”。到清代前期，随着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佃农自有经济扩大，完全意义的佃农，即自有耕畜、种子、口粮、房屋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佃农，大量增加。定额租制的发展，就是这种佃农增多的反映。中国封建经济制度上述这些改革，都在封建制度所能容纳的范围之内，扩大了农民的经营独立性，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又加以农民自有经济日渐充实，这都为发展农业生产和商品生产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清代前期，社会经济环境最重要的变化是人口迅速增加。在乾隆一朝的六十年间，人口翻了一番。这给农民经济带来了一些重要影响。首先是耕地规模缩小。中国多子分析遗产的制度，本来就会造成田产的不断分割，而人口的大量增加，更会加强这种趋势。一些原来耕地比较充裕、农民占田较多的地区，自耕农拥有的田地大大减少了。其转折点大都在乾隆中叶。如湖北的荆州地区，“昔也地广民稀、治产之家，耕三余一。仓箱既盈，输赋税而赡日用，罔不克享有生之乐”，到嘉庆道光以后，“今也不然，生齿日繁，而丘垅分析，且远方就食侨寓于兹者皆置田业。田则如故也，而家各数亩矣。虽终岁勤动，饔餮尚亏”[2]。又如浙江慈溪县，乾隆后期，已是“慈邑有田之家，或一二亩、或三四亩，自赡不暇”[3]。四川省明末清初的战乱，破坏严重，雍正乾隆间因从外省大量移民，荒芜的土地才逐渐垦辟，上述趋势因此出现得较晚一些。但也同样给这个清代最重要的粮食产区造成了严重影响。有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