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西津：中国公民参与的非政府组织途径分析公民参与在20世纪后半叶的民主制度中被赋予了愈渐重要的地位，成为对代议制民主的一种发展。虽然主流的民主理论一直并未忽视公民政治参与的视角,但它在经典意义上主要是指公民通过政治制度内的渠道，试图影响政府的活动，特别是投票相关的一系列行为。［2］1960年代小期美国约翰逊政府推行的“伟大社会计划”，掀起“新公共参涉运动”(NewPublicInvolvement)的热潮,1964年《平等机会法案》提出“最大程度易化参与”，这使得公民参与的含义远突破被动的、投票的或代议的、间接的范围，而貝有了更广泛和更多样的意义。1990年代的全球治理变革进一步将公民政治参与提到了更高的地位，治理理论创始人Z—J・N・Roscnau明确提出治理模式卜•政府已不是唯一政治活动主体；［3］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的报告也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4］这显示，公民及其私人组织被摆在了与政府平等的政治地位上，成为公共治理的直接主体。现代民主发展的趋势体现了公民参与内涵在三个方面的扩展。第一，公民参与的法定性从民主选举向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扩展。传统公民政治参与尽管包括民主投票和其他影响公共决策过程的行为，但是法定的参与地位主耍局限于投票选举代议者，公民对公共事务决策过程的影响更多是“没有权力”的力量，而“公共参涉”(PublicInvolvement)行动则导致在决策中法定地包含公民的作用，即公民参与具有了法定参与决策的含义。［5］第二，公民参与客体从政府政策目标向公共事务的结果目标的扩展，公民主体性资格增强。传统公民参与主要指对政府组织或者其公共决策的影响，是对政治的间接参与，随着现代公民社会理念的复兴、“公民治理”(CitizenGovernance)等观念的提出，公民参与除了被理解为政府和政策参与，述包含了对公共事务的直接治理，特别是在社区层面的公民口治。它反映了现代公共治理从政府组织中心向公共事务结杲中心的发展趋势。第三，公民的积极参与受到更多的强调，体现强势民主的发展。政府主导的"活跃公民"(activecitizens),"邻里合约^(neighborhoodengagement)等行动，都体现对公民积极参与公共治理的导向，政府与民间力图构建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上述三方面公民参与内涵的扩展，后两项特别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新动向。它们的背景是对二I•世纪职业集权统治模式的反思，对地方控制和公民资格的传统价值的回归。［6］如果说政治参与扩大是政治现代化的标志，［7］那么中国当代的公民参与实际上是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现代化的同步进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民的政治参与，涉及了传统意义上和扩展意义上公民参与的各个方面，但同时又与西方任一种参与模式都不相同。一方面，它不是基于选举为核心的代议制民主的扩展，而是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治理)、民主监督等四个方面分别进行的；另一方面，它不是“公民控制”的理念目标的回归，而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稳定性的双重压力下，对19世纪舶来的西方民主理念和近半世纪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践的两条脉络的续接。因而，中国当代公民参与的激励于执政者以民为木的传统“民本”执政理念、西方现代民主思想，人民民主主权的执政合法性等不同方面，也就具有复杂的含义。本文基于对当代小国公民参与的整体状况，把关注点集中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分析公民权力的生长，特别是公民门组织的形成及其在公民参与中的作用。一、以公民权力看待参与SherryArnstcin对于参与类型的划分被广泛接受，她将参与的本质定义为公民权力，并依据公民权力的程度区分了三个层次的八种公民参与模式，其中最高层次是"公民控制”(CitizenControl),它与次之的“代表权(DelegatedPower)和共享权力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构成第一个层次的参与，即"公民权力”(CitizenPower)；第二个层次的参与被称作“彖征”(Tokenism),它又包含了"纳谏"(Placation),"咨询^(Consultation)和"知情"(Informing)三个等级，它们均有公民的参与，但是最后的选择和决策权仍然在于政府；另外她指出两种常被冒充作参与的"非参与”(Nonparticipation)模式,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