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财政困难映射出现行财政体制存在内在缺陷如果说县财政普遍困难是“果”，那么，财政体制的缺陷则是“因”。反思现行财政体制，至少有以下缺陷：一是财政体制的要素组合处于不确定性状态，尤其是省以下。财政体制涉及方方面面，但归结起来，主要是三要素：事权、财权、财力，各种不同类型的体制都是这三要素不同的组合而形成的。所谓事权，简单地说是指一级政府在公共事务和服务中应承担的任务和职责。财权是指一级政府为满足一定的支出需求而筹集财政收入的权力（要注意的是，这是指单一制下的财权，与联邦制下的财权有质的不同），包括税权和费权，形成自筹的财力。在我国分税制财政体制下，财权主要与税种划分相关。财力则是指一级政府可支配的财政收入，包括自筹的和上级转移的。一般而言，事权、财权、财力三要素达到匹配，才能使一级政府运转正常。但在不同的情况下，其匹配方式是不同的。相对于事权，财权和财力都是手段，是为履行特定事权服务的。但这两个手段之间无必然的连带关系，是彼此独立的，财权与财力之间无匹配关系。一般地讲，只要财力、或者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即可，不要求三要素一一匹配。但在现行体制中，事权、财权与财力这体制三要素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具有双重不确定性：其一是各个体制要素不确定，即有什么样的事权、多大财权和多少财力都不确定；其二是体制三要素在各级政府如何组合不确定。表面看来，各级政府都有一定的事权、财权和财力，但在时间维度上是不断变化的，无法预期。而无论是哪一个体制要素变化，最终的结果都会体现在减收和增支两个方面。例如调整工资，全国性的政策一出台，哪怕是迈出一小步，但对县财政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全国约有４０００万财政供养人口，而其中约有７４％是由县一级来负担的。对已经纳入城市体系的县级市和区来说，其负担能力相对较强，而对尚处于农村状态的县而言，几乎无负担能力。加上各个部门经常出台各种各样的“达标”任务，使事权总是处于不断扩增的状态，使县财政的支出压力也随之不断---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增长。尽管有些政策的出台配套了相应的转移支付措施，如工资性转移支付、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等等，但并非足额，县财政总是要承担一定的比例。这使县财政受到减收和增支的双重挤压而陷入困境。照理说，事权变化，财权或财力要相应调整。或者相反，财权和财力变化了，事权应相应调整。可在现实生活中，事权多掌握在各个部门，财权和财力主要在财政部门，在部门林立，且其权力运作约束不严的情况下，事权、财权和财力三个体制要素在改革中要实现动态的匹配是非常困难的，现实的情况是经常处于不匹配的状态。由于各个体制要素及其组合极其不确定，纵向财政不平衡就成为一种常态。而且这种不确定性程度，随着政府层级的降低而递增，在县级的不确定性程度要远远大于省一级。这就是说，层级越低，事权、财权与财力及其组合的不确定性程度就越大，到了基层，也就达到了最大。如县财政，既要受中央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制约，也要受市一级、省一级的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影响，多重影响叠加到县财政，其不确定性也就达到了顶峰。俗话说，“上面千根线，下面一根针”，无论上面那一根“线”稍微动一动，那下面就是“大动”，事权、财权或财力都会受到大影响，增支或者减收。在这种情况下，以农业为财源基础的县财政也就变得十分脆弱，上级部门的一根稻草也可以使之压得趴下。二是在省以下实行了扭曲的分税制。应该说，１９９４年推行分税制改革是一大进步，改变了地方财政包干制带来的区域封锁和市场分割，有利于全国统一市场体系的发育和形成。这主要是改变了按照企业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各级财政收支范围，从而有助于全国经济的一体化。但我们却误读了西方国家的分税制，把“财权与事权相匹配”变成为中国分税制的基本原则，并套到每一个政府层级。这是强调各级财政自治的一种理念，从而扭曲了分税制，实质上仍回到了过去的“自求平衡”，各级政府各过各的日子。其实，即使在西方国家，省以下各级政府都没有做到“自求平衡”，都离不开转移支付。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