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管理的道德性有一次，在厦门市的街道上看见四个斗大的字，写在某所学校灰旧的墙壁上面，既没有署名，也不很显眼，却着着实实敲醒了人们的脑袋。这四个字说起来并不新颖，但是对当今社会却具有警世的作用，值得从事教育、培训和管理的人士加以重视。那四个字就是:厚德求真。德指品德，而真即真实。品德要纯朴实在、忠诚厚道;求学要真切实在、不虚假，也就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能够故弄虚玄，哗众取宠。管理所研讨的，几乎都是纸上谈兵，很难实验证明，因为变数太多，可以说每一次都不一样。但是，有一个“投入－产出”的系统始终贯穿着，未曾分离。投入各式各样的资源，产出各式各样的产品或劳务，便是大家常说的管理。投入若干决策，产出某些结果，也是管理。再进一步说，投入真材实料的资源，产出品质良好的事物，才是管理所希望看到的事实。投入的务求“真”，产出的必须合“德”，合乎品质的要求。当年俄国的彼得大帝，强制性地提高表面上的西欧化之后，那些西欧化的俄国人，构成了俄国的知识阶级，任务是把俄国人带入西欧社会的生活方式。结果，这些人与俄国同胞隔绝了，有许多人在十九世纪移民到西欧各国，又得不到由衷的安乐，因为文化不同，难以融入。明治以后的日本，要求改变长期锁国所造成的落后状态，同样热衷于向欧美各国学习。一直到现代，提起知识分子，不是根据这个人有多少优秀的智慧，而是看这个人懂得多少欧美思想和学说来加以判定的。知识分子从知识的理性，学到分析和区别的能力。结果拆毁了自己的根基，反而威胁到自己的存在，真是何等不幸。放眼看欧美社会，知识分子之间用“专业”来打造封闭的小圈子，与别人隔绝，只活在同行的圈子里，不但和大众隔绝，而且和其他专业保持距离。科技急速发展，知识愈高深愈专门化，说出来的话大家都听不懂。这样，迟早会陷入偏见，产生成见而不自知。平心而论，要成为知识分子，至少需要充分的时间和金钱，两者缺一不可，而且都必须相当充裕，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够承担的。何况每一个人，天赋的智能并不相等，同样有时间有金钱，先天智能不足，根本无法研究高深知识。要成为知识分子，有实际的困难，虽然后天的努力可以获得相当的弥补，毕竟不是每一个人想做就能够如愿地完成的，这就是命运。从这个角度来看，知识分子最好自觉，从社会取用很多资源，花费特别的教育投资，相对也负有更多的社会责任，必须为社会负起更多的义务。任何人在成为大众或知识分子之前，基本上都是人。大众对知---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识分子的敌意，知识分子对大众的高傲，对整个人群社会而言，总是不好的现象。而造成这种隔阂的主要原因，不在于知识，而在于德行。知识分子不能包容大众，大众也不能欣赏知识分子，是德行在作祟。和孔子同样受人尊崇的西方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把知识当作道德的本质。《大学》所说:“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证明道德来自知识，没有知识就没有道德。一般大众之所以看不起知识分子，真正的原因是知识分子的品德修养欠佳。高傲的态度，加上不通的语言，简直不把大众放在眼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受西方影响，盲目主张智慧财产权，用来剥削大众知识的权益，当然更难获得大众的欢迎，认为“百无一用是书生”。倘若孔子当年主张智慧财产权，大家会尊称他为万世师表？儒家思想能够发展得这么好、影响这么深远？我们现在不得不接受西方的若干“普世价值”，却也不应该把他们所认定的当做金科玉律。譬如智慧财产，将来我们形势大好时，必须另订妥善的办法，而不是沿用现有的劣习。要真正把管理和伦理，密切结合起来，使中国式管理的道德性，获得普遍的发扬。成中英教授在国际上大力宣扬中国式管理在伦理方面的建树，不断指出“伦理是内在的管理，管理是外在的伦理”，倡导管理与伦理合一，更明白地指出:“中国士大夫讲究道义精神，志向很大，而且高瞻远瞩;人际间讲求信义，尤其五伦思想特别发达，形成一套礼仪表达关系;处理事情方面，表现合乎礼、义、道，重于实务。”然而现代中国人的道义，只是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