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五伦”的现代建构□杨铮铮《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摘要:中国传统“五伦”确立了传统社会基本的人伦关系,“五伦”的构建,是血亲伦理发展的客观要求。不过,当“五伦一发展到“三纲”时,便出现了义务单向性、绝对化的偏颇,构成了专制政治的意识形态。五伦的解构,恰恰发端于对“三纲”的批判。对“五伦”的重构,固然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要求,亦有可商榷之处。关键词:五伦;建构;解构;重构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529(2009)03-0128-04“五伦”即父子、君臣、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它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基本的人伦关系,是狭义的“人伦”。然而,伴随着传统社会的解体,“五伦”遭受到了激烈的批判与质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恰当地看待“五伦”的重构,这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本文兹就“五伦”的建构、解构与重构做一探讨。一、建构:“五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人伦的出现,产生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与确立,是伴随着人类社会文明与进步。在原始社会后期,“乱婚’'造成了对人类物种的威胁,人们从生产和生活经验中逐渐形成了“乱伦禁忌”,限制父母与子女的性关系,产生了区分辈分、确定代际的需要,从而形成了萌芽状态的“人伦”意识。有学者认为,人伦的分配出现在契以前,伏羲“制嫁娶”创立了男女对偶的婚配制度,确立了男女的名分;伏羲画八卦,以乾坤为父母,震(长男)、坎(中男)、艮(少男)、冀(长女)、离(中女)、兑(少女)作六子,实际上确立的是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的卦象;神农教民为市使朋友、乡党的交际发生;黄帝设置“六相”,产生了君臣名位。人伦观念的出现则在稍晚的契所处时代,《尚书·舜典》载:“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结合《左传》的说法:“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外平成。”,“五教”基本上还是调节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强调家庭凝聚力的塑造,而且,人伦的重点在于血缘关系的次序,并没有严格的等级尊卑。在商代及其之前,对人伦的规定还局限于家庭内部关系。周代为了有效地控制占领地和人民,实行了分封制度:根据与周王血缘关系的亲疏或者功劳的大小,进行领土与利益的分配。如此,人伦关系从“家”拓展到“国”。以往家庭血缘性的兄弟、父子关系衍生为国家政治结构中君臣上下关系,即从“亲亲”走向“尊尊”。这客观上造成了过去注重家庭亲情与和谐的人伦关系,转变为严格的尊卑等级秩序。人伦关系的重点,也由以血缘为基础的同一性逐渐被以等级地位的区分为标志的差异性所压倒,从而使得人伦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逐渐过渡到非平等关系,君臣一伦的地位开始凸显。到了春秋时期,虽然宗法封建制度日趋瓦解,但是,宗法等级的观念却已经深深地渗透于血亲伦理之中。在认同等级秩序的同时,儒家重点发展了以“仁”为核心的美德伦理。孔子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这个意思。到了孟子,“五伦”即告成型:“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后世儒家所谈的人伦,多指孟子所说的“五伦”。西汉的董仲舒顺应从“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出发,以自然界的阳尊阴卑、阳主阴从,去比附人伦世界。同时,他将仁、义、礼、智、信规定为“五常”之道,作为调节人伦关系的普遍法则。到了东汉,《白虎通义》则总结出“三纲六纪”之说,在继承董仲舒“三纲”说的同时,补充以“六纪”,即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三纲”统率“六纪”,其中,师长是君臣之纪,诸父、兄弟是父子之纪、诸舅、朋友是夫妇之纪,以此构成了相当严密的人伦网络体系。“三纲”乃至“六纪”之说,进一步强化了政治的等级观念,并直接形成了人伦之间出现了一种单向度,非对称性的义务关系。并且,君臣一伦的地位,已经超越了父子一伦。当“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忠君”被赋予了价值优先性。到了魏晋,玄学在“名教”与“自然”的纠缠中消解了人伦纲常的严肃性与神圣性。南北朝时期,印度传人的佛教开始在中土盛行,并在隋唐时期达到了鼎盛。佛教的人性论蕴藏着丰富的价值关怀,其平等观念直接冲击了儒家的人伦思想。所以,宋代新儒学一面参照佛教,重点挖掘原始儒家的心性之学,另一面则对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