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启蒙晚清以降，中西交往日渐频繁，欧美蔚然兴起的社会主义也逐渐开始被国人所认知。1871年法国的巴黎工人起义之时，恰值中国外交代表团居法，代表团员崇厚、张德彝亲眼目击巴黎公社实况。张德彝所著游记《三述奇》一书对巴黎起义做了片段描述，是为社会主义运动映入中国人视野的最早记录。但是，张德彝的手稿由于未出版问世，并没有造成什么社会影响。对欧洲社会主义最早进行公开报导的当属洋务人士王韬。1873年，王韬在香港《华字日报》、《中外新报》等报上对巴黎工人起义和巴黎公社进行述评，稍后又将这些报导汇编成《普法战纪》一书，由中华印务总局于1873年刊刻发行。除此之外，上海江南制造局编译的《西国近事汇编》也对欧美的社会主义有所介绍。其后广学会出版的《佐治当言》(傅兰雅译)、《万国史记》、《富国策》、《时事新论》、《泰西新史揽要》等书中，也间忽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有所阐述。对于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初期传播，西方传教士起到了较大的作用。中国最早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一部译著即是上海广学会于1898年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只是该书印数颇少，影响不大。值得一提的是，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连续刊载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言、中国人蔡而康撰文的《大同学》。该文不仅叙述了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贫富悬殊的现象，还对国际工人运动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做了介绍。文章称马克思是“百工领袖”，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德国养民学的“名人”，并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概括为“安民新学”、“养民学”。【参见皮明麻:《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24页】康有为、梁启超等许多晚清士人便是从这里最早接触到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启蒙思想者中的先进，梁启超很早就从康有为那里和中文译著中接触到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早在1896年9月29日，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第6册)就曾刊载古城贞吉的译文《社会党万国大会》，对1896年召开的第二国际伦敦大会进行了概要介绍。“西七月三十一日，英京伦敦，万国社会党人等开大会……聚议时，首及公学校之事，欲使小儿自入幼学院，以至大学，皆以公款办理，庶贫民皆得高等教育也。又认定一禁例，凡十八岁以下之童子，不得使作夜工，又不论何等工业，一礼拜内作工时刻，不得过二十四时。”【参见皮明麻:《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潮觅踪》，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9-24页】1897年12月，该报又刊登《论英国机器制造各工匠停工事》(第47册)一文，对1897年英国伦敦机器制造业工人的罢工斗争作了报导。【耿云志，崔志海:《梁启超》，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同时，《时务报》还译载过一篇关于在西班牙处死一个社会党刺客的新闻，在一篇评述德国政党的文章中提到社会党。【参见〔美」伯纳尔:《一九零七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丘权政，符致兴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显然，此时的梁启超对于社会主义己经有了初步的了解。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通过日文书籍的传导，对于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其在《清议报》中发表的《论强权》一文，己经能够应用《共产党宣言》之语言及阶级斗争观点解释社会历史及社会发展方向。【参见董方奎:《梁启超社会主义观再认识》，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年第5期】为了开通民智，救国图存，梁启超对于西方各种学说“不敢自私”，都“汲汲将译之---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以晌我同人”，【梁启超:《论学日本文之益》，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24页】向国人进行了介绍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自然也在梁启超的引介行列。1902年10月2日，梁启超在《干涉与放任》一文中介绍了西方的两种治术:干涉主义与放任主义，并把社会主义归于干涉主义之列，且断言，“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也，明矣”。【梁启超:《自由书·干涉与放任》，载于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384页】这是中文文献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