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诃德韩德强肖像螳螂与蚂蚁的杂合看了《人物周刊》对韩德强的访谈，愈加印证了之前对他的判断。只是这次他将自己描画得更深入、更3D了一些，使人看到了他的螳螂与蚂蚁杂合的具象。螳臂挡车，其实是他们曾经无数次嘲弄的被文革虐待迫害以至屠戮的人们的专有词汇，但用到今天的韩德强们似更为贴切。历史前行，那些试图将中国拉回毛泽东时代的人注定了螳螂的命运，貌似凶狠有力，其实经不住时代的轻碾。倒是韩德强自认的“蚂蚁”可以概况他们现在的生态——密致地围绕着一块腊肉，爬来踪去，做着他们的文革残梦。老的领袖早已退场，最可指望的新的“领袖”也已下台，韩德强们的杂性便更加显明了。暴力与意淫是韩德强们梦回文革的基本元素，他们所受的正是这样两种教育，也因此具备了相应的两种特征与需求。暴力是以为动武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意淫是以为人在自家逞凶便可以吓到或战胜远敌，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前段时间有一位代言，就是闫芳，她的“隔山打人”终于把自己打出了山门。毛泽东与文革培养了整整一代信奉暴力与阴谋的“英雄豪杰”。我很奇怪韩德强何以成为“和谐社会”的首倡者，因为他及同道的推崇暴力、打压异见正是和谐社会的天敌。不过再一想到他们所受的阴谋教育，我便释然了。单一的物种显然较之杂种匮乏些生力，除去表面的霸与蠢，他们也还有着足够的伪善与狡猾。螳螂与蚂蚁以及两者的杂合，在中国仿佛很久了。面向老人妇孺张牙舞爪，面向强人领袖便是虫蚁。这样的物种不为中国独有，却是进化得最为彻底，不仅太监，而且教授，不仅奴才，而且秀才。韩德强说自己有两个角色，即“公民”与“教授”，并将两个截然区分——殴打老人那个是“爱国公民”，而“为人师表”那个是大学教授，根本就是“两回事”。这样刻意的拆解不过是为诡辩做一点铺陈罢了。我们并不诧异人格或角色的分裂——比如化身博士——，只是谁也没有韩德强这样猥琐，单为了一点卑怯的错误，一个道歉便可以化解的愚行偏要用尽力气，将自己“武装”起来。我从不担心他会以“英雄”或“暴徒”的形象影响学生，使学生感到自豪或好奇。我倒是担心他会将只敢殴打老人的懦夫本性传导学生，使学生因此赧颜。既然韩德强信奉“要勇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我倒也想见他除去殴打老人之外，究竟是斗过贪官、批过假劣，抑或抓过窃贼强盗？可惜毫无所得。或许他只是低调，做了“无名英雄”？事实大抵如此：一个只敢殴打耄耋老人的人最能高声“消灭日寇”；一个谎言成性、诡辩成癖的人最能翻唱“民族大义”。诸如此类。韩德强有一个令人瞠目的指责：砸店烧车是被媒体“严重夸大”，“是把局部放大成全局”，是“最基本的错误”等等。他不理解，五四时火烧赵家楼被称爱国行为，而打砸日系车何以叫做暴徒？这点我可以稍作解释，但之前要说：韩德强教授的历史观与是非观等于负数。赵家楼主曹汝霖其时身居高位，是几次丧权辱国条约——包括“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一个确实的亲日代表。所谓冤头债主，学生烧他恰如其分，烧得合理——不仅烧出了一个五四，也将曹汝霖烧成了一个新人。而日系车主不同，大家原本良善，不过是出于性能质量的考虑购买日车，既无“亲日”动机，也无“汉奸”嫌疑，所以棍锤落到他们身上就是对无辜者的犯罪，没有其他。为错误或罪恶狡辩其实并非一件容易事，即使教授来做，效果也未必胜于街痞混混儿。韩德强一边支吾“烧日本车只是象征性抵制而已”，一边又强词夺理说“抵制日货有一个基本的逻辑，是说多买一辆日本车，就是多给日本人一些钱去造枪炮子弹来威胁中国”，于是日系车主当该受损，“没有办法”。这就是韩德强的“基本逻辑”？我看倒像JB逻辑。日系车与枪炮子弹有没有必然联系？日本餐饮与枪炮子弹有没有必然联系？西安车主的脑袋与枪炮子弹有没有必然联系？若有，那么日本的任何商品都不得例外，无数中国人——也包括打砸烧抢者与韩德强等——便都是日本枪炮子弹的“投资人”。韩德强自家也有不止一样日货，为何不拿出来烧砸？因为他“就想不起来是什么”了。混账逻辑往往就是懦夫的逻辑。诚如韩德强所说，这次北京确实没有打砸烧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