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色情业的发展与政府应对对于有清一代色情业的发展，在以革命史观为主导的近代社会史研究中是一个不甚深入的问题。一般而言，人们多从道德评价的层面对一些社会丑恶现象进行揭露批判，而很少注意到其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1]同时，晚清政府对娼妓的管理体现出的历史进步性也少有学者提及。因此，笔者利用近年发现的若干史料，对这一问题略做分析探讨，以期抛砖引玉。一、清代前期的色情业状况西方学界有娼妓的产生起源于宗教的说法。在早期色情业研究著作中，王书奴所著的《中国娼妓史》也移植这一观点，认为中国的妓女起源于殷商的女巫，并将这一时期称为"巫娼时代"。[2]但是，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认为，以卖淫为职业的妓女之所以产生，最主要的根源还是社会经济的发展、私有制社会建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认为自由妇女的职业卖淫是在人类社会出现雇佣劳动之后，并且是它的必然伴侣。中国最早的官营色情业之起源通常认为是在春秋战国的齐桓公时代，"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资国用，此即教坊花粉钱之始也。"[3]这在当时就招致过反对，《战国策·东周策》中说，在齐桓公宫中有女市七、女闾七百，因为"国人非之"，管仲还不得不"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但从此之后，官营色情业几乎历代不绝，私营的色情业更是蓬勃兴起，在特定时代，召妓、狎妓更成为文人雅集、唱和之际不可缺少的助兴之事。中国文学因而与青楼文化结下了不解的因缘。清承明制，清初也有官妓存在。清初的政治，按照钱穆《国史大纲》的说法，较明代中叶以下犹算差胜。应该说，其立国之初，统治阶级还是能够励精图治的，对晚明以来社会不良风习所造成的危害警惕性很高。所以在推行其少数民族所固有的"文化观念"--如要求汉人变异发制、服制--的同时，也将流行的社会陋习厉行改良，如禁止缠足等。盗贼、赌博、打架和娼妓更被列为社会之"四恶"而进行严惩，乾隆即位便发布上谕称："此四恶者，劫人之财，戕人之命，伤人之肢体，破人之家，败人之德，为善良之害者，莫大于此。"[4]对于色情业，政府在制度和法律上都采取了一系列的整治措施，并且最后达到了取消官妓的目标。在顺治16年（1659年），清廷下令停止教坊女乐，改用太监代之，北京的官妓消灭。到康熙12年（1673年）后，各省的官妓也不再存在。雍正7年（1729年），改教坊司为和声署，各地的"乐户"也都除籍为民。清初的法律还对嫖娼进行了严厉的处罚：对文武官吏有宿娼者杖六十，挟妓饮酒也坐此律，官员子孙应袭荫宿娼作同样处理；监生生员挟妓者"发为民，各治应得之罪"；书吏有犯者则"比照官吏挟妓饮酒律，杖六十、革役"。另外，清初也对经营色情业者进行打击：伙众开窑为首照光棍例(光棍意为无赖-笔者注)斩决，为从则发往塞外黑龙江等处与人为奴。对相关人员的处罚也是比较重的，"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二年、再犯杖一百徒三年，知情容留之邻右笞八十，房屋入官。"[5]---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下，嫖宿娼妓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一些清人的笔记都反映出此点。如《燕台评春录》说："嘉道中六街禁令严；歌郎比户，而平康录事不敢侨居。士大夫亦恐罹不测，少昵妓者。"，还有记载是："道光以前，京师最重像姑，绝少妓寮"，《京华春梦录》也记："清光绪中叶，斯时歌郎像姑之风甚炽，朝士大夫均以挟妓为耻"。[6]这表明由于禁娼法律的压力，一些买春者的性取向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开始由妓女向男色转变，所以一时北京的"相公堂子"成为权贵、富豪趋之若骛的游乐场所。不过，私娼却是无法也不可能禁止的。官方对嫖娼的处罚仅限于政府官员和有相当身份者，对普通人并无特别的措施。而且，随着时势变迁和政府对社会控制力的弱化，一些官员公开与娼妓来往亦无人干涉，甚至被同僚目为风雅。年少得志，24岁就高中进士，却爱好在青楼冶游的袁才子枚即是一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乾隆晚年，娼妓至少在江南地方就很兴盛了。乾隆49年（1784年），有名为珠泉居士者写作《续板桥杂记》，书中叙述了南京妓女之盛。过了三年，这位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