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时代的文艺可以有着不同的功能，如原始部落进行狩猎、战争行为时，用歌舞的文艺形式作为对于胜利的祈祷，这里有巫术功能；宗教活动中往往也要采用音乐、诵诗的文艺形式，这里有仪式功能；而在当代都市生活中，文艺可能承担青年们情感宣泄的功能。在当代高新科技背景下，文艺功能发生了重要的变迁。其突出变化主要有以下方面：一、引导－规范功能：目标重建文艺在公众生活中可能起到一种引导思想和行为的方向、规范人们活动的路径的作用。关于这一问题，中国古代的孔子强调诗、乐的伦理价值，古希腊柏拉图对于文学创作的激烈批评，都以这一认识作为依据。当代艺术也不是没有引导和规范的意义，只是这种引导和规范已经不同于过去时代的具体状况了。美国社会学家里斯曼曾经写过《孤独的人群》书中提出了自工业革命以来引导模式的重大变化。杰姆逊对此有一段评述，他说：“里斯曼认为历史上有三种社会形式，或者说有三个历史时刻：第一是所谓传统的社会，第二是市场资本主义社会，第三则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不管叫什么名称，在每一个社会都有相应的权威，体现在人们的价值观、行为及动机中，……在论述这三种社会时，里斯曼用了‘引导’这个概念，即什么引导着人们的行动，社会中的人们又是怎样被引导的。”（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弗·杰姆逊教授讲演录》，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52页。）所谓的三种引导，就是工业革命之前的传统社会代代相传的“传统引导”，工业革命之后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争取个人成功的“内在引导”，以及当代社会体制化条件下，某种组织的力量取代了过去个人的作用，不太强调个人，从而出现“他人引导”的模式。里斯曼这些说法可能有些理想化，过分强调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差异，不过，他认为社会的引导机制会随着历史演变而发生变化的观点是有合理性的。文艺对于人们生活的引导，当然也会随着社会引导机制的变化而发生相应改变。在传统的社会中，那种稳定的秩序使得人们感到过去的经验可以成为以后的指南，而在指南中，圣人的言说又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在当代社会，社会的急速变化使得过去即使是成功的经验也不能保证适用，并且往往是因为过去成功，那种经验可能成为今天面对已经必须重新思考、解决问题时的障碍。随着社会转型、文化旨趣的相应变化，过去道德的合理性也被重新加以审视。在传统文艺的那种训诫失去效能的境况下，文艺的引导功能发生了改变丹尼尔·贝尔认为电影具有巨大的改造文化的力量，他说：“青少年不仅喜欢电影，还把电影当成了一种学校。他们模仿电影明星，讲电影上的笑话，摆演员的姿势，学习两性之间的微妙举止，因而养成了虚饰的老练。”（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第115页。）在这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电影起到了引导作用，只是这里是一种偶像崇拜的效果，观看者是偶像的膜拜者，同时也幻想自己成为偶像。这里的引导是以一种白日梦的方式达成效果，它以社会认可的成功作为追随目标。今天的文艺创作竞相追新逐异，一方面是由于科技革命要求创新，一部作品没有能够体现自己独特性的表现，就没有资格跻身于文艺作品的行列；另一方面是由于商品经济社会产品的日新月异是一种常态，缺乏能够引起人们惊异的作品，就缺乏商业竞争力，也就几乎没有机会取得艺术上的成功。新的科技无疑起到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二、信息－交往功能：关系重组传统文艺的突出特点就在于，它在日常生活中那种“知”的作用过于明显了，往往成为人们生活的百科全书。这一状况与古代社会知识没有分化，教育没有普及有密切关系，读者或观众、听众虽然不都是以一种学习的心态来看待文艺作品，但是文艺作品要能够传达人们对于各种知识的需求，而且有时是人们自己要从作品了解也许应该是其它专业文献的讲述。就此而言，今天的文艺就没有这么多的承担，它更多地是以审美、娱乐作为自己的义务。可以说，由求知转到审美的过程也就是由接受的理性立场转到感性立场。但是，在这种感性经验中，也同人们自我的体验有着重大差异。德克霍夫以电视接受的心理经验说明了这种差异：电视提供了一种外在于身体和心智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