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马车出现的历史在夏代被实证出来以前，普遍认为马车是在公元前2000年时由黑海附近大草原的几个部落带着马来到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流域（两河流域）并用马拉有两个轮子的车，而此时马车的轮子已有轮辐且有4个辐条。其实在谢东凌的《实证夏代历史》一文中就以马车、铸鼎、同律度量衡、阴阳——五行学说论证了《尚书》的真实性。而《夏代玉版片的释义》一文发表后，在有关马车的百度百科中被人添加了夏王启在甘之战中使用战车打败有扈的事，可惜的是这位爱国者的粗心大意没有交代启的年代，当然他也没说明马车究竟产生于何时？在黄帝与蚩尤作战的口头历史传说（我认为口传历史也是信史，只不过没找到实物论证罢了）就有黄帝造指南车的记录，但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我们暂不计算在内。在《尚书·益稷》中有“-----，车服以庸。------”即以马车与衣服酬劳，最起码来说在先夏的舜帝时就有马车了；还有在《尚书·禹贡》开篇就是“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我认为随山刊木就是为了修过山之马车路，因为当时在平原上可以不修路，但在一些山地就必须修马车道了。那么舜帝时期距今多少年了？按姜介强先生《关于夏商周年表》中记载夏禹执政的年代为公元前2089年，帝舜执政开始于公元前2139年，也就是说马车在中国文字上出现的年代已超过4100年以上远早于以前记载马车出现的年代，同时也可以认证中国是最早马车的诞生地。这个结论很重要，它以实证证明中国文明西来说的荒谬。另外，四千年前世界各地的马车都是四辐条马车而中国本土的马车竟为四辐条的和五辐条的两种，这也说明了马车的发源地在中国。《实证夏代历史》一文中论述了夏代文明与广汉三星堆古蜀文明之间的关系，就是以广汉三星堆及成都金沙为代表的古蜀人是夏后氏（夏王族）之部分遗族。这个结论也是我与某专家的矛盾所在。在一个月前我在三联书店买了本《考古中国·贰》，此书由《探索·发明》栏目编。书中一段文字我原文打印如下:“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社会尊崇太阳的特征直接表现在青铜器物上。在三星堆二号器物坑中，有一种类似车轮的圆形铜器，它是三星堆铜器在最令人费解的几件器物之一。根据残片辨认，这些沦陷铜器属于6个个体，其中可以修复的两件直径达85厘米左右。这些轮形铜器的背后是空敞的，器物的壁端也比较轻薄，中心和周围还有用钉子固定的穿孔。有关轮形铜器的功能和寓意，学者们有着不同的解释。开始的发掘报告称其为车轮，但迄今为止，在四川商代考古的材料中，还没有发现马的骨骼，也没有发现过青铜的车马器，中国马车的普遍使用是在商代后期的殷墟阶段，四川盆地直到战国时期也不见马车或青铜车马器的出土。从轮形铜器的构造来看，作为车轮的使用或作为车轮装饰都不可能，所以车轮的猜测可以排除。林向先生认为，轮形铜器一个使用者盾的装饰物。”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了对三星堆铜车轮饰的判断过程，本来地方考古队的判断是正确的，可是被高高在上的国家社科院考古所的专家以其专业能力判断而改判，且将夏代的铜器判为商代的。将三星堆遗址的时代定为商末，是中国考古界的重大失误。商代末期殷墟马车坑出土的车轮为18——22辐条的车轮，而夏代没有被实证，夏代器物特征还没有显现之前得到这样的结论可以说是简单而武断的，本来这是对夏代的发现和认证是个极好的机会，由于误判和发现龙玦，社科院考古所的领头人又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时代定为由新石器晚期到商代晚期。对三星堆铜器的判断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虽然考古发现器物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但对器物的判断更重要，因为这直接关系到考古的结论。另一方面也说明谢东凌的《实证夏代历史》确实是一篇在中国历史研究和中国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坦率地说，谢东凌是迄今为止在夏史研究上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第一人。还要提一点的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专家（网上博客名：古人情怀）否定本人《实证夏代历史》，说什么“------而现在这种见‘物’便要联系‘人’的情况只能是捕风捉影了。”现在请大家看看以物证历史有什么不对、不科学？看看这种理论专家搞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爱国还是误国？他们不科学、不实际的方法早已在国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