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是如何变成“干隆皇帝”的国子监大街之繁体“聖人鄰裡”匾日前，北京国子监大街之繁体门匾“聖人鄰里”，被误写成了“聖人鄰裡”，引来众嘲。其实呢，类似这种因简繁转换而生的笑话，不是个案。2008年，海外某《侨报》曾赫然刊文《干隆生母享尽孝子福》；2014年，又有央视某名主持为台球职业选手题词“玖球天後”；周杰伦名曲《发如雪》，迄今仍被普遍写成《發如雪》；……最离谱的还属曲阜孔庙，竟然有一座“後土祠”（据闻已于2014年更正）。这些笑话每每成为新闻，也每每勾起读者关于汉字的简、繁之争。不过呢，大多数争论者，恐怕并不了解1949年之后的汉字简化史。你天天用简体字，但未必了解简体字的历史1、50年代的汉字简化，被当成“汉字拼音化”的过渡手段，学术上的重视很不够1935年，在钱玄同等人的推动下，国民政府曾按“述而不作”（使用已通行的字体，不另造字）的理念，制定了《第一批简体字表》，共324个字。但因考试院长戴季陶等人反对，该方案被搁置。①50年代，汉字简化再次被政府提上日程，但地位尴尬——当时正大力提倡汉语字母化，汉字简化不过是过渡手段。吴玉章在《人民日报》上说得明白：“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五一年指示：文字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但在实现拼音化以前，首先必须简化汉字，以利目前的应用。”②胡乔木也回忆：“毛主席作了不少指示，下了很大决心，以致在一次会上讲要实行拼音化、拉丁化。……这件事的起因是毛泽东同斯大林谈话，斯大林提出汉字太难，是否可以搞一个民族化的拼音方案，不一定按照别国的字母来设计。”③1952年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成立。郭沫若到会传达了毛泽东的上述指示。④会后，文字改革方向被确立下来：1、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2、整理汉字并提出简化方案。后者只是前者的权宜之计。对此，文改会常务委员叶恭绰，有明确解释：“毛主席既已明白指示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拼音方向，我们的工作也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进行的，那么我们所要经过长期大力推行的新的文字，应当不是别的，而是拼音文字。正是因为拼音文字在目前不能马上实行，所以我们才进行汉字简化来适应当前的迫切要求。如果简化汉字的方案弄得也要经过长期的大力推行才能收效，那就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了。”⑤被如此定位，汉字简化能获得怎样的学术待遇，也就不言而喻了。吴玉章觉得“即使（简化方案）不很理想”，也“不失为过渡时期的一种权宜办法”，可谓当时文改会成员们的典型心态。⑥2008年，某海外《侨报》刊文“干隆生母享尽孝子福”2、55年的《汉字简化草案》，更多地体现了高层领导人的个人意志1952年下半年，文改会拟出了《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收入简体字700个。毛泽东审阅后批示：700个不够。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做出基本形体；汉字数量必须大大减缩，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随后，专家组试图遵照指示，精简汉字总量。但保留哪些字，废除哪些字，很难取得一致意见；只得先从700个简体字中筛选出338个流行广、争议小的简体字，拟出第二稿。被中央以简化数量太少为由驳回后，专家组又采取简化偏旁、收入行、草书写法的办法，拟出第三稿，将简体字规模扩充至1634个。但却引起各行业的强烈反对。印刷部门尤其痛心疾首，因为要重铸1600多个铜字模，简直是灭顶之灾；此外，草书写法的收入，打乱了原来的部首系统，以前按部首、笔画编排的字典、电报码本、档案、索引系统，都面临无法继续使用的问题……于是第四稿又将印刷体简化字缩减为600个。⑦1955年1月，《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对外公开。回头审视，这个《草案》存在许多明显的问题。譬如，虽然定下了不造新字的原则，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像“瞭解”的“瞭”，明明有约定俗成的“了”字可用，却非要臆造一个“（目了）”（左“目”右“了”）。一味追求减少笔画，往往放弃常用本体字，改取异体字。像“足迹”的“迹”，本该选用“跡”，但仅因“迹”字笔画少，就弃“跡”而不用。此外，教育部公布的1500个常用字，草案只简化了335个，仅占到草案全部简体字总数的22%，也可见其工作重心，已偏离了方便民众日常使用的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