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苏格拉底之死反思雅典民主制摘要：苏格拉底之死是法律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事件。人们疑惑于民主制度的实践者——雅典，为什么背离了自己的原则，使苏格拉底蒙于死亡阴影之下。本文试解读造成苏格拉底之死的各种因索。关键词：苏格拉底；雅典民主制；审判；言论自由作者简介：李文韬，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中图分类号：D0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6-134-02公元前399年，三名普通雅典公民以“慢神、引进新神”和“蛊惑败坏青年”两个罪名起诉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审判中被判处死刑。临行前,他拒绝逃跑：“假如城邦宣告的法律裁决没有强制力，被个人废弃和破坏,你能想象这座城市还能继续存在下去而不被颠覆吗？”最终饮鸩而广。这就是思想界绵延几千年来热烈讨论的“苏格拉底之死”事件。为什么苏格拉底会死于民主审判？是制度之荡还是民心所向？为什么以民主著称的雅典容不下伟大的哲人苏格拉底？这是阴谋还是苏氏自取灭亡？苏格拉底之死是偶然还是必然？种种疑问和思考不绝于耳。笔者希望从从有限时间内搜集到的可能资料里整理出一个初步的思路和答案。一、苏格拉底之罪丿力史上的苏格拉底是个石匠，也是一名战士，曾三次参战，也曾担任五百人议事会值班主席。苏格拉底惯于在雅典集市上与人辩论以传播自己的观点，在他周围聚集着一群贵族子弟，如柏拉图、亚四比德和克里提阿斯。于是在戏剧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中，他被嘲讽为专门教授诡辩术的丑陋、尖刻、有煽动性的哲学家形象。雅典人对苏格拉底的印象不算好：苏格拉底的学生和朋友中有民主派，但更多的是渎神者、寡头派和叛国者，如亚西比德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克里提阿斯(Critias)是三十僭主的领袖。这些学/匚成为苏格拉底毒害青年的例证。另一方面究其“渎神、慢神罪”的指控，我们可以溯及至希腊城邦的缘起和对希腊城邦与宗教的研究。在雅典人乃至古希腊人的观念中，宗教崇拜与城邦政治是交融在一起的。神明是城邦秩序的守护者，敬事神明和城邦政治秩序的稳固息息相关。……用克里斯缓娜•苏维奴的话说，“希腊城邦表达了宗教，亦为宗教所表达。”对神像的破坏、不敬城邦神明和发明新神是对城邦与神明关系的破坏，危及城邦根本的政治秩序。因而，伯利克里时代颁布了迪奥佩特斯(Diopeithes)法规定："对一切不相信现存宗教者和一切神明持不同见解者，立即治罪。”而传授天文学知识以及拒绝承认超自然力的行为被定为可以起诉的行为。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瘟疫，战争的失败和两次寡头政变——民主势力被大大削弱，寡头派力量对比发牛变化，雅典人深信自己触怒了神灵，希望得到神明的保佑，对于一切“慢神”、“渎神”的言论，更加无法容忍。斯东指出，苏格拉底之所以与他的母邦发生冲突，在于他所主张的精英政治与当时的雅典民主政体产生剧烈冲突。苏格拉底所传播的观点诸如“英明的个人能够洞穿绝对真理”“智者统治，别人服从”等信条，在雅典公民眼中危及城邦政治；在两次独裁专政期间，苏格拉底既没有随民主派外出流亡，也没有处理协助恢复比主政体——他被认为是民主政敌的教唆者，公正正义的缄默者。二、苏格拉底之死的背后那么苏格拉底是怎么背叛死刑的呢？这就不得不谈到雅典的民主审判制度。通过几百年城邦平民的不懈斗争和一大批杰出政治家改革的不断推动，民主制度在伯利克里时代达到极盛，法治精神得到确立，法律至上,司法独立。城邦的政治权力转移到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公民大会是雅典最高权力机关。而陪审法庭“具地位与公民大会相当，被认为是雅典民主制度的'拱顶石'，城邦最高权力所寄托的地方而在苏格拉底审判中，陪审法庭第一次投票以280对220票认定他有罪；量刑具体是宙原告和被告本人分别提岀刑罚，由陪审团第二次投票选取其一作为最终的判罚。苏格拉底宣称自己非但无罪，反而于城邦有功，后以纟于尊降贵的姿态提出处以一笔少得可怜的象征性罚款，激怒陪审I才I,导致至少80个原本支持他无罪的陪审员转向原告，最后以360票对140票被判处死刑。这一过程在柏拉图看来是不可接受的。他将苏格拉底之死直接归因于雅典的民主政体，“社会中没有知识、没有教养、没有政治智慧的下层群众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