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上海光复纪要李宗武一、武昌起义后上海的革命形势一九一一年（辛亥）四月廿七日，广州起义失败，但影响于全世界及海外华侨实非常之大。不久，宋教仁、谭人凤等在上海成立中部同盟会总部，决定在长江流域继续发难，以期再接再厉夺取革命胜利。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新军第八镇革命同志，由工兵营带头发难后全镇起义，头胁迫第八镇统制黎元洪（宋卿）参加。消息传到上海，大大鼓舞了革命党人的斗志，决心组织起义，响应武昌。谭人凤从上海赶到了湘鄂，宋教仁则留在上海，策划江苏、浙江、上海的武装起义，十月二十三日黄兴回到上海。南京革命党人，鉴于无法与武昌取得联系，情况不明，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固卿）还存在着观望态度，一时无法行动。可是驻在南京的两江总督张人骏已怀疑第九镇内潜伏有革命党人，恐将随第八镇相继异动，防范甚严。因此命令第九镇撤出南京城，迁往离城六十里的秣陵关驻屯，同时扣发枪炮子弹，以致引起第九镇各标军官疑虑不安。徐绍桢为此连日召开会议，讨论移师秣陵关还是驻守原地不动，革命派军官极力说服徐绍桢移师秣陵关，伺机起义。议定之后，徐绍桢就命令步兵卅五标第三营管带林述庆等开往镇江待命，同时指派革命派军官李显谟代表第九镇赴武昌去联络黎元洪，准备在长江下游响应革命，支援武昌起义。南京是江南要镇，清廷驻有重兵。武昌起义后，驻军张勋部队派遣密探在车站、轮埠搜捕革命党人，李英石不得不转道上海，而后准备潜往武昌。他到上海后，与同盟会老同志黄兴、宋教仁、陈其美、杨谱笙等四人会面，将衔命赴鄂联络的密谋汇报，黄兴等都不以为然，希望第九镇参加中部同盟会总部，共同谋取建立南方军事根据地，以影响全国。李英石将同盟会的建议密电徐绍桢请示，得徐同意，就留在上海参加中部同盟会总部的活动，担任革命起义的军事组织人。后来南京第九镇起义，得到上海的紧密合作，即种因于此。同盟会在上海的宣传工作很出色。自一九○五年起，出版了九十三期《民呼报》，宣传反清革命，被上海道署封闭，嗣将呼字去掉两点，改名《民吁报》，出至四十二期，又被上海道署照会租界会审公廨查封。一时读者骚动，街头巷尾，到处贴出反抗当局无理措施的匿名揭贴。时隔年余，中部同盟会宋教仁、邵力子、于右任等再接再厉，创办了《民立报》，表示立定脚跟，为民喉舌，继续呼吁。此报言论警辟，读者刮目，日销二万余份从此革命思想更加深入人心。这时光复会上海支部，也在上海办了锐进学社，作为革命联络机关，地点在江西路，主持人是李燮和。光复会一度合并于同盟会，不久因为政见不合，又分裂出来，自立门户武昌起义后，中部同盟会负责人黄兴、宋教仁赴鄂督师，总部事务由陈英士负责。他曾至杭州鼓动革命党人起义，杭州方面则以上海不动，杭州无险可守，不愿贸然举事。又派柏文蔚至南京联络革命党人，发动第九镇率先起义，但第九镇以该镇已见疑于总督张人骏，被迫退出南京城，加之弹药不足，缺乏后援，起义实有困难，只能待时而动，期望上海首先发动。其时李平书是负责上海地方自治的自治公所总董，也是上海商团公会会长，又是江南机器制造局的提调（负责购料、订约等事），在社会上颇有声望。他所领导的上海商团，成员大都是志愿义务参加的青壮年，受革命思潮影响，具有爱国热情。他们来自不同阶层有工厂工人，有学生和工商企业职工，也有少数工商界上层人物，社会关系涉及面广，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同时他们都已受过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还拥有一部分武器。起初，这支队伍被上海道台刘燕翼（襄荪）紧紧掌握，作为协助政府巩固地方政权、维持治安的工具，后来经过同盟会争取转到革命方面，成为上海光复中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这时上海准备起义的革命组织已经有了三个集团——中部同盟会总部、光复会上海支部和商团公会。前两者是属于革命性质的政治集团，后者是得到市民群众拥护的地方实力派。中部同盟会总部成立后，就很注意商团公会，吸收其中的上层人士叶惠钧和沈缦云为会员，他们都是自治公所的议员，在自治公所得以相机行事。陈英士就通过这样的关系和李平书取得了联系，但是自治公所的议员们大都认为他们和商团的责任是保护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