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进民退”是一条死胡同(2009-11-1608:25:27)转载提要：由历史反观今日，情势虽有不同，但道理其实一样。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虽低效，但还能维持。在市场条件下则维持都难。这些领域原来都是国企一统天下，之所以让出来是市场化过程的必然结果。换言之是因为它们在市场化环境中活不下去。如果国企能解决中国经济的问题，中国就根本不会有改革。再次国有化不仅国家税收会大幅度减少，连基本就业都保证不了。谁都知道，当今之世城镇人口就业的六成、农村人口的九成都是民企解决的。现在垄断性大型国企之所以财大气粗，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它们享有特许垄断金融能源交通电讯，还因为迅速发展、无所不在的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发展，为他们提供广阔而纵深的市场。所以当今的国进民退之举，如果目的是为了吞噬和挤走民企的话，等待它们的大概只有失败，到那时候，中国经济的前景只能有一个，重走回头路。作者：张鸣眼下，趁国际金融海啸民企出现暂时困难，中国土地上演了一幕“国进民退”的大戏。垄断性的大型国企，大举进军一般竞争性行业，中粮入资蒙牛，中化收编民营化肥厂，五矿和中钢收编民营钢厂，甚至一些民间做得比较好的书商，也面临国企的收购或入资。民营企业最发达的浙江，则掀起一股政府入资民企重掌监管的高潮，据说宁绍一带，正酝酿由政府向民企派遣党委书记，人称新公私合营开始了。有识者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担忧，著名报人笑蜀表示，这是以市场化的名义“去市场化”，最终会危及国民整体利益和国家经济安全。四九年后，中国曾有过一次以国家名义吞噬民营经济的事件，被称为社会主义改造，因此建立了计划经济的模式。不过今天的国进民退似乎并没有人想要真的来次社会主义改造，重回计划经济。这场国进民退的热潮很有些类似抗战胜利后的中国。那时的中国，恰好也发生过一场以接收敌产名义开展的国家吞噬民间资产运动。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沦陷区敌产的接受，被外界批评为“劫收”，属于公认的国民党统治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是以往的批评，往往多局限于劫收过程中国民党军政官员的腐败，所谓的“五子登科”(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三洋开泰”(崇拜西洋、痛恨东洋、抢劫大洋)等等丑行。其实当时负责接收的人员不少中饱私囊，但这个所谓的接收敌产活动，主要是一场国民政府的国有化运动。据张忠民的研究，国民政府战后的接收，虽规定了如确系敌人抢劫自私人者，可以发还本主，“但在由各接收区自行处理的九千多家中小工矿企业中，发还的仅有三百十四家，占总数的百分之三点四一，标卖的一千三百八十四家，占总数百分之十三点七四，其余的均通过不同形式和途径改组成各种类型、分属于政府各部门的国有企业。据经济部一九四六年七月的报告称，在经济部接收的两千四百十一家敌产工厂中，除九百五十一家未处理以外，有一千两百十九家(其中大部分为大工厂)由经济部直接经营或移转至别的机关经营，标卖给民营的只有一百十四个单位，还不到接收工厂总数的百分之五。”就这样国民政府在一般竞争性行业建立庞大国有企业。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中国渔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盐业公司、中华烟草公司等。当时所谓的敌产，标准非常模糊。不光指日伪所有的产业，凡是能找到跟当时沦陷区敌伪政权或个人有点关系的，就都算敌产。试想按中国商人的经营习惯，凡是要开展经营活动的，只要留在沦陷区，就或多或少要跟当家的政权有点关系。于是大批民企就都变成了敌产。据当时报导，接收一开始，几乎上海九成的企业都关门倒闭，然后大量的变成国有资产。不仅如此，当时的国民政府为了填充战争期间过于空虚的国库，居然公然掠夺沦陷区老百姓。当时汪伪政权的货币中储，实际上要比国民政府的法币值钱，一元中储要顶二十元法币也不止。但胜利后国民政府财政部居然规定法币和中储的比率为一比两百，过了几个月，在烈的舆论压力下，才改为一比五，规定在四个月内兑换完毕。国民党政府的这种“国进民退”运动，显然与其建党建政时变形的国家主义和列宁主义思想基础不无关系。在建政之初，确立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四大国有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