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蝴蝶之死”中审视东方主义者的胜与败【摘要】《蝴蝶夫人》和《蝴蝶君》歌剧均以东西方人物之间的爱情故事为题材，在演绎悲剧爱情故事的同时也折射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本文试图从“蝴蝶之死”的意象中透析“东方主义”真正的时代含义。通过对小说中两个主人公悲剧的分析和比较，表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认知的错位，“东方主义”在争论、对抗的背后隐含着东西方话语境差异的斗争和意识形态的角逐。【关键词】《蝴蝶夫人》；《蝴蝶君》；东方主义；胜负中图分类号：J8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4-0014-02《蝴蝶夫人》和《蝴蝶君》这两部文学作品都以东西方差异为背景，以男女爱情为主线，以爱情一方的死亡为结果，看似冷酷、荒诞的故事情节背后却隐藏着不可不知的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与角逐，而以西方幻想性构建为基础的“东方主义”正是这两场悲剧的始作俑者。一、巧巧桑之死――东方主义者梦境的拢合东方主义是西方对东方想象的产物，是一部分西方人希望东方所应呈现的样貌，而不是其真实的面目，更确切地说“东方主义是一种人为的构建，是西方人一种幻想性的构建”[1]（4）。基于西方这样一种一厢情愿式、带有满足欲式的幻想，再来看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巧巧桑――被西方人固化为美丽温顺、害羞矜持的蝴蝶夫人，她毫无怨言地爱上薄情的西方男人，且愿意为他付出一切，包括生命和尊严[2]。仔细观察女主人巧巧桑的一生，正好与西方人对东方女性设想的轨迹相吻合。首先是巧巧桑被媒人用一百块和平克顿完成了一桩婚姻交易，廉价的婚姻换来美貌的女子是西方人设想的第一步；接下来，巧巧桑把自己全部交给平克顿，甚至改变自己的宗教，把自己完全当作“平克顿夫人”，甚至当媒人领事劝巧巧桑改嫁时：巧巧桑气愤地说：“在日本是这样的，但在我们那边不一样。”“你们那边？”“对，在我们美国，完全不一样……对吗？领事先生？”此时的巧巧桑完全把自己当做一个美国人，从身体到灵魂，完全归附于自己的男人；最后，当巧巧桑知道平克顿拥有了另外的妻子和家庭，并打算带走她的孩子的时候，巧巧桑没有选择拒绝和反抗，相反，她沉默地死去了。而爱情的另一方平克顿却是个美国花花公子，他用金钱买到廉价的婚姻和女性，他根本不在乎跟巧巧桑的婚礼，不在乎巧巧桑的家人，不在乎巧巧桑的痴情行为，他所要的就是对巧巧桑的短暂占有，以满足男性的欲望和摆脱异国的孤独，当他回国后早已把巧巧桑抛在脑后，娶了一个美国妻子。平克顿代表的西方男性形象被定义为薄情的、蛮横无理的强者形象，这与巧巧桑柔弱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暂且不管普契尼《蝴蝶夫人》故事题材的真假性，单从巧巧桑人物发展的轨迹中就可以看到西方人对东方女性预设的痕迹，一步一步，变本加厉，从身体到思想，再到死亡，东方女性彻底地拜倒在西方神圣男性的身躯下，而这一切正是西方人正想得到的，我们仿佛看到在巧巧桑幽灵的背后西方人露出狰狞的笑容。巧巧桑的死再一次让西方人幻想性的构建得以拢合、圆满，这一次东方人输得很凄惨，西方人赢得很彻底。同时，《蝴蝶夫人》中巧巧桑柔弱、卑敛、无条件的爱，绝对服从的形象很快被西方人定位东方女性的刻板形象，相反他们把西方男性定义成强悍、征服欲和控制欲强大的形象，在这种男女性别特征的比照下，西方人将这种东西方的不平等嫁接到意识形态中来，西方人将东方人在种族和性别上加以定型化：他们用男性来描述自己，用女性代表东方，通过占有东方女子，阉割东方男子和弱化东方，获得身体上和种族上的优越感[3]。二、伽里玛之死――东方主义者梦境的破裂如果说《蝴蝶夫人》是西方男性对东方女性征服的成功构想，那么《蝴蝶君》正是对这种构想的大胆实践，《蝴蝶君》中的伽里玛扮演了《蝴蝶夫人》中平克顿的角色，但是这一次伽里玛没有平克顿那么幸运，本想征服却被征服，最后付出了生命，而悲剧的发生同样是源于一种幻想性构建，此构建具体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伽里玛对东方主义的幻想性构建体现在对宋丽玲的爱情上。伽里玛对东方女性的兴致开始于观看戏剧《蝴蝶夫人》，作为法国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伽里玛，当看到宋丽玲演出的《蝴蝶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