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关系洋务派、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中国近代社会相互交替的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主角，是各个时期先进力量的代表。它们之间的关系既相互包容，又相互区别，既相互对立，又于对立中存在着统一，我们必须辨证地去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洋务派和改良派而言，一方面，洋务派与改良派有着很大的统一性和密切的联系。首先，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产生于同一背景之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面对西方的进逼，他们共同发出"采西学""制洋器"的呼声，这是他们痛定思痛后的共识，是对懵懂颟顸的封建顽固派的否定，在这一点上，洋务派与改良派有着共同的立场。其次，早期的洋务派和改良派很难区分，改良派的许多成员都是办洋务出身，或者说由洋务派转化而来。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专家陈旭麓先生把洋务派分成四个层次：（一）以奕訢、文祥为代表的清政府中央的洋务派；（二）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洋务派；（三）依附曾国藩、李鸿章的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等深通洋务的官员；（四）在野的容闳、王韬、郑观应等，他们不是曾、李的属员，但与曾、李声息相通或供其驱使。其中第三、四两个层次中的很多人都转化为改良派。薛福成1867年充任李鸿章幕僚，后随李鸿章办外交，1879年作《筹洋刍议》，提出变法主张。马建忠1876年被派赴法国留学，187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为李鸿章办洋务，历任轮船招商局会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但他同时提出设立议院，对外通商等变法措施，反对洋务派的垄断政策。容闳1863年被曾国藩委派至美国选购机器，1872-1875年间主持选派幼童赴美留学。郑观应先后由李鸿章委托为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80-90年代逐步形成维新改良思想。其三，洋务派举办的洋务事业客观上成了改良思想孕育和成长的沃土。同文馆附设的翻译馆所翻译的西方书籍是改良派获取西艺新知的重要渠道，洋务派创办的一系列新式文化事业哺育出了戊戌维新志士，而选派留学生出国学习更直接地培养了一批浸染了欧风美雨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很多人都接受了改良思想。另一方面，改良派与洋务派又是相互区别的，相互对立的。改良派在洋务派的母体孕育、成长、壮大，同时在改良派的身上又包含了对于洋务派的否定因素。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以"自强求富"为标榜，即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所说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其主要目的是希图通过"采西学"、"制洋器"，来维护大清王朝，通过"西用"来维护他们所不敢触动的"中体"--传统的纲常名教。改良派则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的科技，更要向西方学习政治、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制度。如马建忠指出："学校建而志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他们的理想是进行政治改革、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所以，洋务派与改良派的对立主要体现在对于"中体"的态度差别上。甲午战败，洋务运动宣告破产，洋务派退出了历史舞台，改良派取而代之成为时代的主角，体现了改良派对于洋务派的否定，这是一种辨证的否定，即唯物辩证法的所谓新事物对于旧事物的"扬弃"。从洋务派到改良派，也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势力的新陈代谢中由量的变化到质的飞跃，又是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由技术层面开始向制度层面深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样，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了一种对立和统一。一方面，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具有统一性。首先，大多数革命派成员的思想在早期都受到过改良思想的影响，而后才由改良转向革命。如孙中山在进行革命之前，就曾参加了一个改良团体"少年中国党"。这个团体目标"其最要者"，是"改行立宪政体，以为专制及腐败政治之代"。其次，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存在很大的同一性。（一）、改良派与革命派都是近代中国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它们的主张和活动不同程度地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二）、在反帝爱国方面，改良派与革命派具有更大的统一性。康有为是从"救亡图存"开展其变法维新活动，孙中山是从列强的"虎视鹰瞵"揭示其革命旨趣，他们都想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枷锁下解救出来，使中国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