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No．12008第48卷JOURNALOFSUNYAT—SENUNIVERSITYV01．48(总211期)(SOCIALSCIENCEEDITION)GeneralNo．211经权、常变的智慧术——中庸之道的哲学根据佘治平摘要：经权、常变是儒家哲学的重要范畴。孔子思想中既有对“经”的坚守，也十分重视“权”，甚至还使“权”获得超越于“经”的意义。惟有“权”才是人世生活中最难把握的方法，是道德伦理实践的最高境地。“权”是一门艺术，是融入族群日常生活的共同智慧。经有经道，权有权道。权虽是变，但有定则可寻，即董仲舒所说的“可以然之域”。能否合理适当地行权，关键在于能否把握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不可能在认识论上被掌握，只能在每一次当下的亲自操作过程中才能获得。由经权、常变而中庸的思想理路，打造出中国人无执的哲学气质。儒家、道家都反对坚执，主张无执。对规则的遵守必须以有执为条件。所以，中国社会之法治局面的形成，仍缺乏足够的精神基础。在市场经济与后现代社会里，“经”已失去了养尊处优的地位，不再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关键词：经；权；常；变；中庸：B21文献标识码：A：1000—9639(2008)01—0120—07经、权、常、变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在基本内涵上，“经”与“常”相匹，“权”与“变”相应。《说文解字》日“经，织也”，原指织物上纵向的纱或线，今引申为根本原则，是带有普遍性、绝对性、统一性的客观规定。权，是结合非常情况所采取的特殊对策或临时性、应急性的措施，是应时制宜、应情制宜。从物事的存在状况上看，权是对经的反叛，所以，《说文解字》给“权”的另一种释义是“反常”。权，有着明显的方法论意义。根据积习已久的理解传统，经权关系即是常变关系。现代汉语中，“经常”一词就于古代哲学的经权、常变概念。古代的经与权、常与变也有似于今天人们所说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坚持真理与结合实际。应该说，在中国社会，经权、常变还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哲学范畴，而且还是融入族群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基本风格与共同智慧，甚至还可以是一种被许多人所追求的非常高超的人生理想或艺术境界。由经权、变常而延伸出的中庸之道，是中国哲学发生发展历程中的一大重要现象，也是形成中国哲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化性格的关键点。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国是一个非常善于把握中道的民族，就像它的名字里已经包含的蕴意一样。一、可与立，未可与权经与权、常与变被上升为哲学的范畴，大约发生在先秦时代。孔子、孟子的思想观念中多有关于经权、常变的论点。先秦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偏激主张及其在一些诸侯国的政治实践中所暴露出的矛盾、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可能已经引起了儒家的女收稿日期：2007—08—08作者简介：余治平(1965一)，男，江苏洪泽人，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233)。120万方数据经权、常变的智慧关注和反思。怎样在严格遵守“经”的要求的基本前提下，做到不失却感性恩情的关怀，从而始终保持着一种原始人道主义的精神风貌，便成为儒家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汉初时代，如果不从法家失败的教训中寻找出治国安邦的更好途径，儒家就不可能真正超越诸子各派中的任何一家，而为王者所看中、对现实的政治统御发生积极作用，甚至，儒学也就难以最终摆脱那种被遗弃、遭冷落的边缘化命运。“经”、“权”之间，应该说，孔子非常坚守“经”的方面，是极讲原则性的。“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在利与礼的冲突中，毫不犹豫地应该选择礼，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在“义”与“取”之问，首先考虑的当然是“义”，惟有“义”才是主观动机和行为选择的第一原则和根本出发点。孔子坚守“经”的方面，但并不代表他就忽略“权”的意义，相反，孔子十分重视“权”，甚至还把“权”放在一个超越于“经”的位置上来看待。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论语·子罕》)与知识性的“学”、实践化的“适道”、人格建塑的“立”相比，“权”才是人世生活中最难以把握的方法，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