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深翻》，看改革韩德强2008-8-12恰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深翻》出版了。去年我曾带着韩丁的第一部书《翻身》到张庄拜访王金红；今年再读他的第二部书《深翻》，更觉意蕴深远。《翻身》写的是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搞土改，分田地；《深翻》写的是触及到了每个中国农民心灵深处的合作化运动，道出了改革开放的内在逻辑和深层问题。看完这两本书，我对韩丁产生了深深的敬意，他用极其丰富、细腻而深刻的笔触，再现了一个我从小生活在其中但并不了解的原生态的农村社会。从中，我看到理想主义的激情如何与现实碰撞、冲突、摩擦、融合、转化，从而深深地影响着日常生活和生产。我一再地惊叹，一个外国人，不太懂中文，更不太懂长治方言，是如何靠着有限的翻译，记录、理解每一个普通张庄人的复杂、微妙的瞬时心理活动的？那一定是因为韩丁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融化到了中国人民的伟大社会变革和探索中了！《深翻》就象一个富含各种金属的思想矿藏，不同的年龄、不同经历、不同思想观点的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喜欢的生活素材，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佐正。但是，韩丁却能从如此真实、丰富、严酷、多样的生活中，拥有对合作化道路的信心。读者却不一定如此，因为韩丁还展示了合作化过程中的内在矛盾、冲突、挫折和问题。习惯了一面倒思维的人那怕是经历过合作化的人，也常常跟风跑。说合作化好，就赛过天堂。一旦说包产到户好合作化又变得一无是处了。对此，韩丁一针见血地批评说，什么叫事实求是？什么叫客观就是跟着上面的风向跑！不跟着风向跑又如何？这才能认真地总结新中国六十年的经验教训，才能认真地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功过得失。遗憾的是，当前，舆论还在继续一边倒地刮风！我相信，韩丁地下有知，一定在替我们着急：能不能长点记性？千万不要在同一个地方再摔倒了啊！当然，韩丁也并不一定完全正确。在此，我想与韩丁，也与读者朋友讨论几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合作化？对于确定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农村搞合作化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避免农村阶级分化，一部分农民身强体壮，拥有耕畜，又善于经营，他们买田买地，逐渐成为新地主、新富农；一部分农民家庭则老弱病残多，又无耕畜，不善经营，则卖田卖地，重新沦为贫农、雇农。建国初期，党的新民主主义的农村政策承诺四大自由：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买卖自由。这样，土改四年以后，1950年，长治地委作过一次调查发现，3394户中13.7%的农民卖了地，9.6%的农户在出卖劳力，有1%是新富农。（《深翻》，第66页）因此，逻辑与事实相一致，四大自由将使农村产生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答案似乎是清楚的，全国各地农村都应该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走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但是，经历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后，答案反而变得不那么清晰了。如果今天对全国农村作一次阶级关系调查，我相信，阶级分化一定远远超过1950年的长治。但是，农村内部的阶级分化严重，还是城乡分化严重，还是城市内部分化严重？如果说，1950年的张庄有一些人搞投机倒把、不劳而获，那么，我相信，与九十年代后城市炒股票、炒期货的投机倒把、不劳而获相比，一定是小巫见大巫。且张庄有人靠贩卖猪仔、养骡子赚钱，这种投机还带有较强的生产性，城市里炒股票、炒期货则没有任何生产性。也就是说，真正的问题可能不在农村，而在城市。如果党政权力私有化倾向可以克服，企业实行公有制，那么，农村的两极分化是有限的，可调节的。一旦有此视野与自信，则合作化的进程完全可以放慢一些，巩固一些。然而，为什么中央领导集体都对农村阶级分化的警惕性那么高，而对政权内部的权力私有化倾向却重视不够呢？可能是因为领导人都相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按此观点，农村经济是中国经济的基础，也是中国政治的基础。如果农村经济中产生了一个剥削阶级，那么这个剥削阶级就会腐蚀党的干部队伍，影响上层建筑的纯结性。照此推理，就需要尽快、尽可能地消灭城乡一切剥削因素，才能巩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但是，在人的觉悟没有充分提高以前，消灭一切剥削因素，也可能意味着排斥大部分本来可以团结、利用的力量。社会主义的巩固需要农村经济的合作化，集体化，这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