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文人对《法华经》的接受与运用[摘要]《法华经》是一部在唐宋时期的文人中流传极广且文学意味极浓的佛教经典。唐宋文人对于《法华经》的接受表现出文人的特有方式，并且，文人接受《法华经》之后，会在自己的创作中表现出来，因而使得《法华经》在文学中获得一种新的阐释与新的意蕴，也给文学带来新的气象。[关键词]《法华经》；文人；接受；譬喻；意境[中国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1671―511X(2009)02―0091―09一、《法华经》在唐宋文人中的普遍传播《法华经》是佛经中很早就传人中土的经典，现存唐以前的译本有三种：西晋太康七年(286)，竺法护译出《正法华经》十卷，二十七品。姚秦弘始八年(406)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简称《法华经》，七卷，二十八品。隋仁寿元年(601)，阁那崛多、达摩笈多重勘梵本，补订什译，名为《添品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七品。《法华经》是说明三乘方便，一乘真实的经典，也是天台宗立说的主要依据。历代以来世所广泛流传、讲解注疏。在历代《高僧传》所列举的讲经、诵经者中，以讲、诵此经的人数最多，于敦煌写经里也是此经所占的比重最大，仅南北朝时期，注疏此经的就达七十余家。文人对佛教的接受往往是从阅读佛经开始。而《法华经》既是有着广泛影响的天台宗所持奉的经典，又是佛经中文学意味极为浓郁的经典，因此，《法华经》受到唐宋文人的喜好，我们可以从以下一些事例看到文人们对《法华经》的熟悉与崇信的程度。“隋薛道衡为聘南使，南朝无问道俗，但机辩者，即方便引道衡见之，一僧甚辩捷，令于寺上佛堂中读《法华经》，将道衡引向寺礼拜，至佛堂门，僧大声读《法华经》云：鸠槊荼鬼，今在门外。道衡即应声还以《法华经》答云：毗舍遮鬼，乃在其中。僧徒愧服，更无以报。”薛道衡是由隋人唐的文人，南朝僧人本想以《法华经》为难他，可他对《法华经》的熟知程度和灵活运用反使僧徒愧服。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在柳仲郢镇东蜀时被其辟为节度判官、检校工部郎中，大中末年，柳仲郢坐专杀被左迁，李商隐也废迁，可知二人之间关系相当密切。今李商隐集中留下了与柳仲郢交往的不少文字，其中，有两篇文字记下二人由于《法华经》的一段因缘。李商隐从小修习《法华经》，即使是作为节度判官时仍然持经不废。他在常平山慧义精舍经藏院特创石壁五间，刻《法华经》七卷，并且请柳仲郢为其题字。“伏以《妙法莲华经》者，诸经中王。最尊最胜。始自童幼，常所护持。或公干彰滨，有时疾?M；或谢安海上，此日风波。恍惚之间，感应非少。今年于此州常平山慧义精舍经藏院特创石壁五间，勒上件经七卷。既成胜果，思托妙音。伏惟尚书有夫子之文章，备如来之行愿。不逢慧远，已飞庐岳之书；未见简栖，便制头陀之颂。是故右绕三匝，仰希一言。庶使鹤殿增辉，龙宫发色。流传沙界、震动风轮。报恩于莲目果唇，夺美于江毫蔡绢。伏希道念，特降神锋。瞻望旌幢，携持砧斧，曝身唏发，以候还辞。”这篇文章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一者，李商隐明确谈到自己从小护持《法华经》；而且还有过消灾祛病的许多感应；二者，李商隐以为，《法华经》是佛教“诸经中王。最尊最胜”(当然，这是《法华经》经文中所宣称的)，可见李商隐之研读佛经当以此经为首；三者，作为节度判官的李商隐在任时竟然以刻佛经萦怀，并且果真开创五间石壁，将《妙法莲华经》刻上。不仅如此，李商隐还邀河南尹柳仲郢为之题字。柳仲郢果然回以金字《法华经》记，李商隐又回文以谢：“商隐启。伏奉荣示，伏蒙仁恩，赐撰金字《法华经》记一首，正冠荐笏跪捧伏读。听仪凤之萧管，只恐曲终；对仙客之棋称，仍忧路尽。欣荣羡慕，造次失常。”宋人复兴儒学，然文人亦不废读佛经，《法华经》也是文人熟知的经典。文人甚至可以用《法华经》与佛门中人作诵经的竞赛。“宋宣献公绶夏英公竦同试童行诵经，有一行者诵《法华经》不过。问其习业几年矣。日十年也。公笑且悯之。因各取《法华经》一部诵之，宋公十日、夏公七日，不复遗一字，人性之相远也如此。”曾有对于《法华经》到痴迷程度之人，被人称为“风法华”。由于此人的特点是见笔便书，因此。以至于“每见笔辄书”的文人也被称作“风法华”。“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