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狱人保护事业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前景关键词:出狱人保护/模式/前景内容提要:出狱人保护事业是中国社会中新的人文景观，其不仅具有预防再犯罪的社会价值，而且具有防止社会关系失衡的功效。中国社会出狱人保护事业已经启动，正在进入维继时期。维继的关键在于动力的寻求。本文认为，出狱人保护应当选择“国家参与型模式”或者“国家督导型模式”。一一般认为，出狱人保护工作源于1776年美国宾州的怀斯特(RichardWister)所创办的“费城出狱人保护会”(PhiladelphiaSocietyfordistressedprisoners)对出狱人所实施的善举。怀斯特基于救助出狱人的心理而创办了出狱人保护组织。200多年后，出狱人保护思想在宗教救赎的基础上吸收、融入了犯罪预防、社会救助的观念。从而使出狱人保护观念不仅体现人道主义、功利主义，而且反映了20世纪，特别是二战后社会福利主义的思想，因而，出狱人保护工作一直呈发展态势，成为当代国际社会体现人道主义、福利思想的重要社会景观，成为预防犯罪的重要措施。由于社会文化基础不同，出狱人保护的实践有所不同。在个体主义文化影响较深的社会，非政府组织(NGOs)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在加拿大，不仅“犯罪人援助和释放后关心协会”(AfterCareandPrisonersAidSocieties)对出狱人进行救助工作，而且诸如“救世军”(TheSalvationArmy)、“加拿大约翰霍华德协会”(TheJohnHowerdSocietyofCanada)等组织也向出狱人提供寻找工作服务、居住服务等。在英国，诸如“罪犯关心与重新定居全国协会”(NationalAssociationfortheCareandResettlementOffenders)这样的非政府组织在出狱人保护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群体主义文化影响较深的国家，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德国，对出狱人的救助属于社会福利救济的范畴。在罪犯出狱前，社会福利机构要向出狱人提供经济帮助，以便其重新定居，过渡到正常生活。1977年以来出狱人被纳入国家失业救济计划范围。(注：[德]凯泽著：《欧、美、日本监狱制度比较》，刘瑞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在日本，出狱人保护工作基本被纳入“更生保护”制度中。根据紧急更生保护法，在出狱人得不到亲友援助情况下，或者对其的帮助不力时，国家有关机构应当对其实施救助。这就是更生保护。这里的国家机构指保护观察所与保护司。(注：参见[日]菊田幸一著：《犯罪学》，海沫等译，群众出版社1989年版，第391页。)我国的出狱人保护工作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曾出现过。当时的北京曾产生过“新民辅导会”、“俄犯救济会”等出狱人保护组织。(注：参见张甘妹著：《刑事政策》，台湾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355页。)出狱人保护组织的出现概源于两个原因：其一，西法东渐以来，出狱人保护思想随之传入并立足。1931年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甚至规定《出狱人保护会组织大纲》以促进出狱人保护工作展开。其二，现代意义的社会工作思想与教育制度在中国的产生。受---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西方社会学思想的影响，自20世纪20年代、30年代现代意义的社会工作在中国萌生。在郑振铎、瞿秋白等人的推动下，1919年北京青年实进会创办的《新社会》杂志发表了一批关注社会问题、倡导社会工作的文章。1922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立，其中一个重要学科方向就是应用社会学。但是，由于战乱，出狱人保护缺乏源于本土的动力资源，在相当意义上说中国出狱人保护的出现是对西方文化与制度模仿，因而，旧中国的出狱人保护工作基本停留在思想层面，没有融入司法制度中、进入社会实践层面。从将出狱人纳入社会控制范围的角度说，新中国的出狱人保护工作在建国伊始即已开始实行。1954年8月政务院曾颁布《劳动改造罪犯刑满释放及安置就业暂行处理办法》，但是，从将出狱人纳入社会有机组成部分的角度以及将出狱人回归与市场经济社会联系起来说，出狱人保护的主张与实践始于改革开放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在改革中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如日益突出的犯罪问题，这些问题需要解决。通过创新以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法固然是解决问题的重要路径，但是，借鉴国外的方法与模式显然是开放思维所应有的内容，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