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I中国经济学泰斗吴敬琏：什么是结构性改革，它为何如此重要？2016-06-23工信部电子一所全球工信摘要：近H,主编吴敬琏教授在上海交人安泰经济管理学院做了一场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演讲，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含做了更清晰的界定，并强调把改革措施落实到位才是根本。本文由吴老师根据演讲记录在深圳出差途中修改而成，并发表于《中国改革》杂志2016年第5期。为何提出“供给侧”还是“需求侧”的问题对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决策层有两个判断：从内容方面说叫“三期叠加”；从现象方面说叫“四降一升”o“三期叠加”是指经济发展的换挡期、结构调整的阵痛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重叠在一起。“四降一升”是指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发生概率上升。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下行通道。特别是2008年以后，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不管是党政领导还是普通百姓，学界、政界、金业界都十分关心的问题。从理论上讲，经济发展趋势可以从两个侧面去分析，第一个是从需求侧---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分析，GDP总量应该与总需求相等。总需求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就是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净出口需求。另外一种分析就是供给侧分析，供给侧也是「个因素，新增劳动力、资本形成和效率提高。假定所有资源都利用得很好，就形成了潜在增长率。至少从2009年以来，占主流地位的是需求侧分析，也就是所谓“三驾马车”的分析方法。采用这种分析方法的人认为，中国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就是总需求不足，“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没有力量。他们提出的应对方针就是所谓扩需求、保增长，保8%、保7%、保6.5%,等等。前些年用了多种方法来扩需求，比如，扩大出口需求，不过，这很不容易做到。后来说要扩大消费需求，以至于要搞城镇化的主要目的,就在于让农民进城对以提高需求。实际上，这里有一个概念上的误解。经济学上讲的需求是有购买力的需求，而不是指消费欲望。问题在于我们的收入太低，而增加收入不是用行政规定就能解决的。我们用了很多办法，包括制定《劳动合同法》，规定最低工资，规定省、市工资每年增长多少。但是，因为效率没有提高，许多企业感到承受不了。有一件事政府做起来比较顺手，这就是增加投资。本来中国储蓄率就比较高,政府还可以运用强大的行政力量动员资源、发钞票来增加投资。---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由此形成的应对方法，从理论上说，很明显是从凯恩斯主义的短期分析框架引申出来的。用凯恩斯主义短期分析方法去分析中国的长期问题，显然是一种误用。更加现实的是，长期使用“扩需求、保增长”的办法还会发生效应的递减和副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而，投资回报递减规律表现得非常明显，如图一所示。另外一方面的弊病是杠杆率被不断推高。因为货币超发使资木市场的泡沫膨胀，风险累积。图二是麦肯锡公司去年发表的中国杠杆率报告。图中数据显示，到2014年底，全社会的杆杠率达到了283%的高位，发牛金融风险的概率上升。不过，有的金融研究人员认为，中国总的杠杆率充其量只有300%,较ZU本的400%并不算太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口本采用中央政府和中央银行大量加杠杆的办法，降低民间杠杆率，负债集中在中央政府。如果国家实力较强，国民对政府保持一定信心，负债大了也不会发牛系统性风险。而中国的政府负债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负债。地方政府的承受能力比中央政府要差。现在，中国中央政府还有加杠杆的余地，所---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以财政部部长楼继伟才说，现在的办法是在中央政府加杠杆，把其他方面的杠杆降下来，使得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降低。使问题复杂化的是，中国国民资产负债表中，负债率最高的是非金融企业，2014年其杠杆率高达125%,超过欧盟的上限(90%)35个百分点。这使企业资金链断裂、破产、“跑路”等情况频频发生,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也会增大。在这种情况下，愈来愈多的人开始怀疑用盂求刺激保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