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信仰的通俗化书写——“革命＋恋爱”小说的叙事策略龙慧萍【专题名称】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专题号】J3【复印期号】2012年01期【原文出处】《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京)2011年3期第57～61页【英文标题】PopularizedWritingofRevolutionaryBelief:TheNarrativeStrategyof"Revolution-plus-Love"Fiction【作者简介】龙慧萍，首都师范大学2009级现当代文学博士，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内容提要】“革命＋恋爱”小说是早期普罗文学运动的主要创作实绩，但它以政治上的浅薄和艺术上的粗糙，而能获得市场上的成功，传统的文学/政治二元评价系统无法解释这一矛盾。而将其置于通俗/商业文学的框架内，就能发现它借鉴和使用了黑幕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等通俗小说文本的叙事策略，因而在文学史上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关键词】“革命＋恋爱”小说/通俗化/叙事策略EE3532UU8610046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5302（2011）03－0057－05作为早期普罗文学运动（1928－1930）的主要创作实绩，“革命＋恋爱”小说在1928年以后的迅速流行，在今天看来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奇迹。由于“革命＋恋爱”小说作家的左翼身份，使得长期以来对它的评价都局限在主流的文学/政治二元评价系统之内，它作为当时市场上受欢迎的畅销小说的事实往往被刻意忽略。因为在传统的文学/政治二元评价体系内，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市场成功、商业利润之间的关系几乎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革命＋恋爱”小说作为早期的左翼政治宣传文本，与受读者欢迎的畅销读物之间的关系，始终无法理顺。而事实上，站在今天新的历史坐标上，将“革命＋恋爱”小说置于通俗/商业文学的框架内，对其做一回顾性的俯瞰，上述矛盾即可迎刃而解。90年代中期在中国文坛出现的“主旋律”小说，似乎恰能与“革命＋恋爱”小说形成文学史上有趣的呼应，二者都在意识形态的宣传与市场化、商业化之间的矛盾中求得了巧妙的平衡。如同今天的文坛并不把“主旋律”小说当作纯文学文本一样，我们是否也可以将“革命＋恋爱”小说与通俗文学的叙事策略联系起来，从新的角度对它的特质进行考察呢？一先锋性与市场化其实，当时的自由主义批评家将其归为“海派”，指责它有文学商业化的种种恶习，虽有失偏颇，却已经提供了另一种批评思路。“革命＋恋爱”小说与商业炒作之间的关系在旷新年的《1928：革命文学》中已有论述。前些年，随着左翼文学研究的持续升温，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也越来越多，但一般都将“革命＋恋爱”小说的这一特性定位为“青春特质”（见《早期普罗小说“革命＋恋爱”模式的青春特质》，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5期）、“流行特质”（见王智慧《时代急流和作家之舟——论20年代革命文学的流行特质》，载《东岳论丛》2002年第1期）。事实上，“革命＋恋爱”小说，作为那一时代曾一纸风行的最时髦的读物，具有大众文化消费品的特性，是现代文学史上“特殊的存在”。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把“爱情和革命、性与政治这两大流行和尖端的题材结合起来”①以通俗文学的话语及其表达方式来诠释革命信仰——将抽象的革命信仰转变成适合一般大众阅读口味的浪漫传奇。它的产生和流行乃是大众心态、商业炒作、文学生产等众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如将其与通俗文学的几个代表性的文本类型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它在小说的基本元素与叙述策略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通俗文学的特性。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危机使得资产阶级文学再也无力建构它上升期时的宏大叙事，反之，在它内部既产生了现代主义的不肖浪子，又产生了无产阶级这一“掘墓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早期普罗文学的兴起既是与世界无产阶级文学潮流“接轨”的产物，又与现代主义文学有密切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它与生俱来的某种先锋性。对先锋的追趋，很快就转变为潮流。由于欧美及日本各国文学创作中的左翼倾向，使得当时国内文坛皆以“左倾”及表现下层民众生活为追赶世界潮流，因而具有某种先锋、前卫姿态。创造社的集体转向，以及太阳社成员受日本左翼文学影响的激进姿态，都成为当时文坛关注的焦点。同时，与左翼、革命相关的书籍也一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