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上海肝炎大暴发撰写时间：202X年XX月XX日谢丽娟张路亚丁元元1988年初，上海的甲肝大暴发震惊全国。那年3月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来自上海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在北京“享受”了点特殊待遇：食宿都和其他地区的代表委员分开，近乎“隔离”。一些同志感到自己受到了很多限制，被视为不受欢迎者，情绪比较大，回到上海后就责怪卫生部门怎么不把关，任由甲肝暴发。当时我是分管卫生工作的上海市副市长，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把矛头指向了我，甚至一些老同志也发了话：谢丽娟是不是应该作个检讨或者引咎辞职？此时我担任上海市副市长才两年多，确实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我当时根本没有想过“引咎辞职”这事儿。我要给那么多的病人安排病房，做事情还来不及，哪有时间去想其他的。早有预感对于1988年1月开始的上海“肝炎大暴发”，我其实早就有预感。在1982年和1983年，上海也曾经有过一次较小规模的疾病暴发，致病源就是江苏启东的毛蚶。启东的毛蚶多含甲肝病毒，但是江苏省的商业部门说，当地的毛蚶储存量很大，不用起来很可惜。而当地毛蚶主要就是销往上海。其实启东得甲肝的人也多，但很多人得了之后就自动产生了抗体。卫生部门认为疾病暴发和毛蚶有关，商务部门则希望对方提出充分的证据。最终没有对毛蚶进行检测。这次甲肝暴发后，上海出台了规定，禁止销售启东来的毛蚶，但似乎收效甚微。原因在于，当时动物性的蛋白质比较少，又比较贵，而毛蚶一斤只要六毛钱到八毛钱，是很受市民欢迎的美食。那时我还在上海市卢湾区中心医院当医生，身在一线，对于情况有着直观的了解。1984年，我由卢湾区中心医院副院长升任卢湾区副区长，一年后出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1987年12月中旬，时任上海市卫生局局长王道民告诉我，他们接到报告，最近很多医院都收治了不少腹泻的病人，请我一起去看看。我们到了医院后，看到腹泻病人确实大增，经过询问，得知这些病人共同的特殊饮食史就是都吃了毛蚶。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我们判断腹泻病人的骤增与毛蚶有关。很快，医务人员从腹泻病人的粪便里检测出了痢疾杆菌，毛蚶之中也检测到了—它们所在的河道受到了粪便的污染。痢疾的潜伏时间很短，少则几个小时，多则两天就开始发病。看到大量腹泻病人，我和王道民局长意识到，如果这些患者的痢疾都是由毛蚶引起的，那甲肝很可能再次暴发。禁售毛蚶面对极有可能到来的肝炎暴发，如何未雨绸缪？首先要获得证据。虽然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也可以作为副证，但还不够有说服力。医务人员在毛蚶身上检测到了甲肝病毒，这就拿到了直接的证据。我立即和另一位分管财贸的副市长通了电话，提出禁止毛蚶销售，对方当即表示同意。于是，上海市政府迅速出台了紧急规定，禁止运输、销售毛蚶，已进入菜场的统统作为污染物填埋，还有的则被直接倒进垃圾箱。当时官方宣布的禁销理由是食用毛蚶会引发腹泻，还没有提到会传染甲肝。一些市民对问题的严重程度不了解，也对禁售的举措不甚理解，有人依然在偷偷贩卖毛蚶，甚至还有人到垃圾箱里捡拾被倾倒的毛蚶。但大部分市民还是遵守政府的相关规定的。同时，还有一项更隐秘的举措在悄然执行—腾出床位准备接收甲肝病人。当时上海所有医院的床位加在一起只有5.5万张，肯定不够。为了把床位腾出来，医院被要求能不收的病人就不收了，可以出院的病人就请他们出院。我们还制订了报告制度，要求医院一旦出现甲肝病人，就立即以传染病上报。1987年12月中旬起，甲肝病例陆续上报。甲肝的潜伏期是2至6个星期，平均时间是一个月。1988年1月之后，病人开始集中出现。最初每天发现的甲肝病人有两三百，再往后数量越来越大，每天都是上千人，其症状无外乎发热、乏力、胃口不好、腹痛、呕吐，约70%的甲肝病人都有黄疸。当时大部分人不清楚甲肝的传染途径，人们陷入恐慌，有的人上楼甚至都不敢扶楼梯扶手。甲肝病毒的主要传播渠道是粪便等排泄物。如果甲肝患者的粪便处理得不好，细菌沾染到厕所的门把手或其他地方，被其他人接觸到，就有可能导致“病从口入”。所以粪便的处理极为重要。此外，强调餐前洗手，提倡餐桌上分食亦同样重要。从那时候开始，很多人家里吃饭都习惯用公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