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摘要〕文章介绍了2017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大会包括主旨发言和分会场讨论。八位国内外知名学者作了大会发言，对国内外生态语言学的发展有一定引领作用；不同主题的分会场讨论，有利于促进生态语言学的跨学科发展。〔关键词〕生态语言学；主旨发言；跨学科发展〔〕H0〔文献标识码〕A〔〕1008-2689（2018）02-0001-05引言“第二届国际生态语言学研讨会”于2017年8月26日―27日在北京成功召开。会议由中国生态语言学研究会主办，由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与教育研究中心、许国璋语言高等研究院、《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共同举办，由LanguageSciences（Elsevier）、JournalofWorldLanguages（Routledge）、FunctionalLinguistics（Springer）及《中国外语》协办。本届会议以“国际语境下的生态语言学研究”（EcolinguisticStudiesintheInternationalContext）为主题，吸引了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名正式代表前来参会。本次大会共有8位国内外知名学者作大会发言，依照发言顺序，他们分别是ArranStibbe、SuneVorkSteffensen、黄国文、AndrewGoatly、王文斌、StephenCowley、JonathanWebster和何伟。会议主题旨在响应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号召，促进生态语言学研究进程，推动生态语言学的交流与发展。大会议题既关注生态语言学的理论发展，也关注生态语言学的跨学科发展。下面介绍会议的主要内容。一、会议回顾（一）主旨发言ArranStibbe（英国格鲁斯特大学教授，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会长）作了题为“生态语言学的故事”（Astoryofecolinguistics）的报告，阐释了他对生态语言学的理解。Stibbe首先区分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以及生态语言学。他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单独考察语言，关注语言系统本身；社会语言学从社会角度考察语言，关注语言与人类；生态语言学从社会以及社会所在的生态系统考察语言，不仅关注语言与人类，而且关注动物、植物以及地球上所有让生命持续的因素。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已经出现了“生态”转向[1]。凡是忽视生态因素的人文学科都是不足的：一者因为将人类与其所在的生态系统分离而不准确；二者因为忽视自然世界而无法解决我们这个时代所面临的如环境污染、干旱、资源匮乏等重大问题。生态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它具备独特的视角――语言不仅蕴含在人类思维与人类社会中，而且蕴含在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世界中，甚至蕴含在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中；其研究重点――语言系统、社会以及生态，三者缺一不可；其研究要素――理论、分析与行动，三者相互融合。目前，生态语言学主要有两个研究范式：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前者侧重社会语言学问题，后者尝试用语言学解决环境问题。不过，Stibbe教授强调，任何语言学流派，任何研究范式，只要关注人类以及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都能为生态语言学的发展作出贡献。SuneVorkSteffensen（南丹麦大学副教授，LanguageSciences主编，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北欧地区代表）的大会发言为“疏远、归属与和谐生态系统：扩展性生态的情感与精神动态学”（Alienation，belonging，andgraciousecosystems：ontheemotionalandspiritualdynamicsoftheextendedecology），探讨了生态语言学的新发展――扩展性生态假说。Steffensen简单介绍了三大生态语言学流派的特征：社会语言学流派[2]、世界观流派[3]以及扩展性生态假说[4]。其中，社会语言学流派把生态语言学当作一种隐喻界限（boundary）；世界观流派把生态语言学当作一种视角/世界观（perspective/worldview）；扩展性生态假说为生态语言学提供了统一视角（unifiedperspective）[5]，进而从“字面意义上的生态系统”（literalecosystems）从事生态语言学研究。Steffensen认为，扩展性生态假说有其实现前提，即承认语言现象、符号现象以及社会文化现象能够限制人类行为的事实。该假说涉及认知、社会文化等方面，在个人层面、人类层面以及全球层面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不仅能够为我们提供认知工具，而且能够为我们限制自身行为提供强有力的意识结构。再者，扩展性生态假说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