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的婚姻与中国文化“胡适大名垂宇宙，小脚太太亦随之”，这是对胡适婚姻的精辟评价。自20世纪80年代始，内地通过对胡适等所谓右翼文人的反思，又给他们重新定位，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即胡适把中国思想文化从旧的变成了新的，古典的变成了现代的，所以其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地位又得恢复。当前研究界对其学术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可谓成果硕硕，然而却对其成为民国奇事之一的婚姻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是几千年来回响于中国人耳畔的声音，在这貌似威严的声音伴奏下不知多少人蒙冤受辱，呼天抢地，痛不欲生而身首异处，然而“天”却将掩盖一切罪恶。“天命”既是统治者实施统治的手段，亦是传统婚姻制度的立足点，胡适的婚姻就是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胡适与江冬秀的结合就是始于双方母亲的包办而决定于上天。胡适13岁随其母到姑婆家与江母不期而遇。江母见胡适眉清目秀，聪明伶俐就提议结为秦晋之好。但胡母未许。其一，江冬秀长胡适一岁（1890年生）又属虎，不相匹配。其二，胡姓家道中落，与江家不门当户对。原来胡适家乡流行女大一不如男大十之说，并且以为女子属虎，情格就会凶猛强悍，难得贤慧。也许现在仍称不贤淑的女人为“母老虎”即缘于此。胡母一方面担忧江冬秀会给胡家带来祸患，同时又受封建门第思想的制约，而不愿高攀江家。所以这桩婚事暂时搁浅。江母“外交失败”，又推出媒妁，即胡适的本家叔叔进行游说（他是江冬秀的老师），他屡次向胡母宣传江冬秀的八字好，胡母便让他开来八字。命也算过，二人很合。但吉凶与否还要等待“天”的评判。在当时人们看来，如果二人相合，一段时期内胡家便会太平无事，否则就会祸从天降。而检验的方式为“胡母将红纸八字叠好，放在竹升里，摆在灶神老爷面前，同时还放了别人送来提亲的几个八字、然后就虔诚地等待上天的旨意。在以后的一段日子里，胡家事事顺遂，没丢一只筷子，没打碎一个汤匙，人丁兴旺，家畜肥壮。胡母便取下竹升，用筷子夹出一个八字，打开一看，是江冬秀的。这可谓“天作之合”。于是在1904年胡适、江冬秀由双方母亲作主缔结了婚约。从始至终起着决定作用的还是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天命”，胡适的终生大事就这样依据天意以近乎荒唐的方式确定下来。胡适所生活的时代已进入20世纪，然而其婚姻形成的基础却依然是“天命”，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命”意识在百姓的思想中是何等根深蒂固，甚至达到了左右人们命运的程度。胡适的婚姻是历代中国青年男女婚姻的缩影，有着十分典型的意义。二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儒释道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此外，墨家、法---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家思想亦有一定影响。这些思想纠结在一起，融化为中国人的血液，规范其思维模式、行为方式、情感形态、心理状态等等。体现在胡适身上，既有儒家的仁家，道家的不争，又有墨家的兼爱。由于中国社会的主体文化始终是儒家文化，那么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皆为儒家的伦理思想为出发点和归结点，这在胡适的婚姻上体现得尤为突出。集中表现为“孝”与“信”。胡适坚守婚姻最主要的是原因是为了母亲，出于至纯的孝道。胡母23岁守寡，主持家政，有着仁慈、温厚、勤俭、识大义能容忍的种种美德，并且给予了胡适至性至情的伟大母爱，这些都深深铭刻于胡适的心灵。因此，他对母亲十分尊敬，而又深感母恩无以回报。那么认可母亲包办的婚事，在他看来就是对母亲的恩情最好的报答。胡适在给其美国女友韦莲司的书信与日记中，就曾讨论过“容忍迁就”与“各行其是”的问题。胡适认为“父母所信仰，子女虽不以为然，而有时或不忍拂爱之者之意，则容忍迁就，甘心为爱我者屈可也，其容忍也，出于体恤爱我者之心理，故曰：‘为人的容忍’。”所以胡适的婚姻，基本是“甘心为爱我者屈”的具体体现。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对他关爱备至的母亲。“在家庭关系上，我站在东方人的一边，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母亲，她对我的深恩是无从报答的。我长时间离开她，已经使我深感愧疚，我再不能硬着心肠来违背她”这封信表明胡适对母亲的孝心“近乎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