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书社推荐阅读：《孔子随喜》我看到杨典受约写了关于《孔子随喜》的书评，当时书已经出来了，我的另一个朋友萧轶也应出版社约稿在写书评，我遂向杨典询问该书作者薛仁明先生的联系方式，杨典很慷慨地给了我他的电子邮箱，并嘱咐我只可以用邮件与他联系，因为他不用手机，有些反现代文明。几日以后的一个下午，我给薛先生写了一封信：薛仁明先生：見信好。我是南昌的一家很小的獨立書店，近聞大作《孔子隨喜》在大陸出版，我十分想得到一些該書的簽名本，不知您是否方便促成。楊典先生是我的的朋友，也是我尊敬的前輩，我從他那裡找到了您的聯繫方式，十分冒昧地與您接洽。另，我的朋友蕭軼先生正在應媒體邀請寫作關於《孔子隨喜》的書評，蕭君年在弱冠，但學識與志業在同輩中鮮有人及，最為可貴的是其獨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有梁啟超所謂中國少年之氣象（他曾作為特約編輯參與編輯過《論語二十講》）。我們期待著，能讀到您更多的溫暖我們心底的文字，也期待著，在您方便的時候，能蒞臨南昌，帶我們去看看真實的孔子。期待您的答覆。雲從龍於南昌辛卯三月初十我原本抱着试一试地心态而去，没想到一天之后，即四月十三号，我便收到了薛先生的回信，信中写道：雲兄：我已轉告北京編輯饒佳榮。屆時你所需數量可逕行通知他，帶我二十三日到北京之後再簽名。多謝厚愛！春日景和薛仁明遙祝之后，我便和新星出版社的饶佳荣老师取得了联系，订购了一批签名本，饶老师告诉我薛先生在世界读书日当天会到北京，届时会为我订购的书签名。我十分高兴，索性又写了一封信，说明请先生在签名的同时能为我的书店和另外一个朋友的书店题写两本赠书，这本是个贪婪的要求，没想到他也爽快地答应了。四月二十三日，我在家中读书，接到了饶老师自北京打来的电话，特别询问我关于签名的款式，我感觉得到，薛先生对我的“贪婪”和索求十分认真。之后我便通过微博发布了书讯，几位读者迅速和我取得了联系，确定了购买意向。这样过了约一周多时间，我收到了新星社发来的一件《孔子随喜》，但打开看过之后，令我大喜过望——寄来的书，没有一本是签名的。我想很可能是发行人员搞错了，便立刻和饶老师取得了联系，饶老师也十分负责，为我找到了相关发行人，并给予了我联系电话。我在当日下午打电话过去，和发行人员取得了联系，对方态度很好，就他们的失误一再地向我道歉，而我则一再地拜托对方一定给我将书找到。时间又过去了一周，我打电话去询问，对方告诉我书已经找到了，即将寄出。我很高兴，询问了对方的详细地址，择日将发错的新书退还回去。就这样，几经周折，我于昨日收到了薛先生的签名本《孔子随喜》。薛先生在每一本书上都签了他的名字，日期写了四个字：“辛卯季春”，工整刚健。看着这几个字，孔丘的风度翩然而来。两位朋友的书评：杨典：喜怒别裁——从薛仁明《孔子随喜》谈起古代不谈了，大约自1919年以来，国人读《论语》或谈孔子，便一直带着一副莫名的愤怒面具。此愤怒从“打倒孔家店”一直延续到“批林批孔”。而愤怒来自何地、何人、何因？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似乎是“别人都愤怒，于是我便也愤怒”而已。譬如1972年我刚出生时，满世界都充斥着一个标语，就是“批林批孔”。我母亲说，我两岁时常发高烧，而且极害怕打针。但到医院后，一见到医生举起针头，我就会大喊一声：“批林批孔”。医生往往吓一跳。但究竟谁是孔老二，我是不知道的。总之，大人们都这么说。看他们的表情和样子，这个词就像打针一样，代表着紧张、恐惧和愤怒。代表坏人。八十年代的“四五一代”基本和民国“五四一代”一样，在西学东渐的狂飙中，暂时还想不起这位“地富反坏右”和“封资修”的黑权威。直到九十年代，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孔子》，和一本台湾学者南怀瑾的讲义《论语别裁》，在短时间内风行于读书人之间，于是才似乎稀释了大陆人对这位儒家掌门人的酒精中毒状态。因为人们忽然“意外地”发现，原来孔子并不是坏人。相反，他很平常，就像我们的一个邻居。只不过这个邻居总有太多的话我们听不懂，需要解读。他本来很简单，但说起话来却总是有些模棱两可。最近这些年，那研究、炮制、调侃、演绎、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