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3年第5期《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信访的“容量”分析1——理解中国信访治理及其限度的一种思路刘正强摘要：本文从信访制度的“容量”视角分析了中国信访运行的逼仄势态。从理想状态来看信访制度仍有一定的接纳空间和存量余地，可以应对较大规模的信访洪流；但从现实运作来看，信访制度已经“爆棚”，其化解信访问题的能力已不可持续。信访难案（长期未决案）的淤积使信访洪流形成一条“地上悬河”，处于高位、高危的运行区间。而自上而下的“维稳”压力又强化了基层的“筑坝”定势，使信访怠于疏浚，“河床”不断抬高。当前应充分利用制度调整的“窗口期”，建立多级信访拦截和过滤设置，形成以削减信访存量为核心的“吞吐”机制，以减轻信访制度的承载压力。应松动信访治理的属地责任，强化分类与专业化治理，特别是全国统筹的力度。这是信访正常运转及改革的前提。主题词：信访制度容量削减机制窗口期一、为什么要使“容量”成为分析的议题信访制度是中国独有的一套融汇了诸多功能的社会设置，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了其独特的社会治理功能。信访制度的理论原点当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它在科层组织与民众之间打通了一条“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操作化信道，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一种基础性的执政资源。但在今天，信访制度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井喷式的信访洪峰不断刺激着社会的神经，进而迫使人们追问这套制度体系的有效性、合法性和可持续性。伴随着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等理念的彰显，信访研究也出现了不同的视角和范式，而其中的焦点又集中在对信访的“存”、“废”之争及作为两者之间折衷的“创新”、“完善”上。比如，曾数度搅起信访“存”“废”“修”之争的于建嵘以其鲜明的法治立场及扎实的信访田野调查基础，力主废除信访制度，将其承担的各种功能回归各职能部门2。而以贺雪峰领衔的学术团3队则从基层农村“治权”的丧失来反省信访运行的绩效，甚至把重建国家的“专断权力”作为一个重要论题4。更多的研究则介于两1本文系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2BSH030）和上海市哲社规划项目（2012BSH001）的阶段性成果。2相关文章请参阅：于建嵘：《信访的制度性缺失及其政治后果》，载《风凰周刊》2004年第32期；《中国信访制度批判》，载《中国改革》2005年第2期；《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载《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2期，等等。3即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4相关文章请参阅：徐勇、贺雪峰等：《村治研究的共识与策略》，载《浙江学刊》2002年第1期；吴毅、贺雪峰等：《村治研究的路径与主体》，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4期；贺雪峰：《中国农村研究的主位视角》，载《开放时代》2005年第2期；吴毅：《“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表达的困境》，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申端锋：《治权与维权：和平乡农民上访与乡村治理》，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吕德文：《治理钉子户——基层治理中的权力与技术》，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申端锋：《乡村治权与分类治理》，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陈柏峰、申端锋：《无理上访与基层治理》，载《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1年第1期；田先红：《从维权到谋利——农民上访行为逻辑变迁的一个解释框架》，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6期；等等。---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者之间，倾向于调整信访制度，为其打上各种补丁5。这些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关怀，对我们理解信访困局颇有启发。但是，他们的研究尚有一些缺憾，比如，对于信访制度的改革过于理想，主张废除者有之，主张拆分者有之，甚至把信访化约为一个民主法治选举权与被选举权问题者有之6，过于坐而论道，无法操作；对于信访治理特别是无理访的化解，过于注重技术化的手段，像贺雪峰的团队非常有洞见地提出了分类治理的概念，但又把希望寄托在“治权”与国家“专断权力”的恢复与重建上。其实，信访的局势比我们所想象的要严峻得多，却缺乏关于信访治理的一些基础性的分析与策略。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