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德斯鸠关于自由的终极解读张凭当代最有人气的实力青年韩寒认为，中国文化人的自由观与大部分中国人的自由观有着很大的差别。我非常认同他的这一观点。文化人的自由观是指思想、言论、创作以及出版方面的自由。缺乏自由的文化人与只会拉车不会有后的骟马没什么区别，或者说与只能替主人生崽而不能为自己生娃的性奴没什么区别。因此，文化人对自由的诉求本能地要比其他人更为强烈，才会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的血性诗句，才会有“不自由毋宁死”的壮烈豪言。而其他中国人对自由的理解通常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即自由等于可以不顾别人感受的为所欲为，甚至是损害别人权益的胡作非为。对于有权、有钱、有胆享有这种自由的人而言，活得如鱼得水不认为自己不自由；对于没权、没钱，没胆享有这种自由的人而言，自由与道德败坏没多少区别而根本不喜欢自由。由于文化人必竟是小众群体，因此，正如韩寒所言，自由在中国是个最没有感召力的词语了。我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应该是：自由必竟是个舶来品而非土生土长的中国制造，舶来后没有认真解读过其真正含义，就被各取所需地打扮成符合各自需求的模样了。如毛泽东那篇《反对自由主义》的大作就将自由描述为一个祸害组织的丑八怪。对自由的糢糊认识其实不仅限于当代中国人，西方人也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就有过评说：“没有那个词如自由那样，被人们如此多地谈论，并被人们如此深地误解。有人认为，自由就是可以收回官员手中的权力；有人认为，自由就是可以选择自己认可的官员；有人认为，自由就是可以拿取武器保卫自己的权力。还有些人将符合自己利益的政体叫做自由：崇尚共和的认为共和政体有自由，受惠于君主政体认为君主政体有自由。这些观点，如同抱怨苦难却看不清苦难的原因，呼唤法律行事却不讲规则，向往自由却不知自由为何。”什么是自由？孟德斯鸠针对人们的糢糊认识在《论法的精神》中从不角度给出了非常精确和全面的解答。他认为：哲学上的自由是指生活上能够遵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或者至少认为能够遵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实践上的自由，是指人们有权做自己应该做的事，而不会被迫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法律上的自由，是指人们可以做法律允许做的任何事，而不会被迫做法律所不允许做的任何事。政治上的自由，是指有法律保障的安全感，或至少认为自己是安全的（不会因为自己拒绝做违心事而受到威胁和迫害）。从属性上看，自由是一项权利，是一项不会被迫说违心话，被迫做违心事的权利，或者是一项可以做法律允许做的任何事的权利。他还给出更具体的说明：“如果一个公民有权做法律所不允许做的事情，那么他就不再是自由的了，因为其他公民同样有这个权利。”也就是说，如果某个公民可以强迫别人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那么别人同样有权利强迫他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那么他的自由同样得不到保证。孟德斯鸠对自由的解答，不仅精确，而且具有最高的普适性。不仅适用于文化人，也适用于其他任何人了，不仅适用于欧洲人种，也适用于其他任何人种，可以说是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普适性解答。孟德斯鸠还对自由与政体的关系给出精彩的解答：“从表象上看，自由存在于那些政治氛围较宽松的国家；但从本质上看，无论那种政体，自由只存在于国家权力不被滥用的时候。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衡量政体是否存在自由的标准：不强迫任何人做法律所不允许做的事，不阻止任何人做法律允许做的事。”——希特勒滥用了国家权力德国没有了自由。斯大林滥用了国家的权力苏联没有了自由。毛泽东存在同样的问题，于是毛时代的全体中国人无一不被迫说着违心的话，做着违心的事，凡是不愿意说违心话，做违心事的人都受到了残酷迫害与打压，位高如刘少奇，彭德怀，平民如张志新，遇罗克等等。孟德斯鸠由此还给出了人类如何避免在社会状态下不失去自由的解决思路。他认为：“无论在那种政体下，一切权力都可能被滥用，这是一条千古不变的经验。按人的本性，一旦掌握了权力，通常会将权力用到极限才肯罢手。这种源自人性的问题，不是仅凭道德的力量可以扼制住的。”。因此，他认为：“如果从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