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天人感应学说的崩溃和魏晋风度产生摘要：魏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时代，也是权威思想崩溃与重建的交替时期，魏晋人的言谈举止、仪态风度便构成了一幅独特的历史画卷，本文旨对天人感应学说的崩溃和魏晋风度产生做一简要的说明。关键词：天人感应；魏晋风度；政治；人生中图分类号：K2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2-069-03作者：龚洁，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学院中国哲学硕士研究生；湖南，湘潭，411105所谓魏晋风度，是魏晋时代的士大夫在权威思想的崩溃与重建过程中的精神上的迷惘与困惑的外在表现。魏晋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动荡不安、多灾多难的时代，曹魏代汉，司马晋代魏，八王之乱，五胡乱华，王敦，苏峻之叛等等，灾祸迭起，死人无数。然而魏晋是一个“礼崩乐坏”，又是多姿多彩的时代，士大夫一个个宽衣大袖，倜傥风流，手持麈尾，口吐玄言，服药行散，饮酒长啸，更甚者则散发垢面，裸袒箕踞，与猪共饮。这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幅独放异彩的历史画卷，千百年来，不时的闪烁着它那耀眼迷人的光辉。产生这些的原因极其复杂，本文仅从天人感应学说的崩溃和魏晋风度产生，做一简要的介绍。一、天人感应学说的全面崩溃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董仲舒所精心建造的天人感应神学遂成为两汉时代的统治思想。唯心主义得到极大的发展。但是，作为其对立面的唯物主义思想并未因此而窒息，西汉后期的杨雄、东汉初年的桓谭，至东汉明、章、和帝年间，会稽上虞“细族”王充集大成，穷毕生精力，呕心撰成《论衡》一书，全面系统的抨击了董仲舒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为天人感应神学这一权威思想的崩溃做了理论上的准备。(一)对君权神授的驳斥和批判在专制集权社会里，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整个社会的支撑点。所以董仲舒在其理论体系里要千方百计的拔高、神话皇帝。“君权神授”的观念便成了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的核心内容。首先，董仲舒应用各种迷信说教把天打扮成有感情、有意志、无所不能的“百神之大君”，认为天是“群物之主”，所有的现象都是天神有目的的活动，是天神意志的体现。接着他宣布，皇帝是天神在人间的代理人，是天的“大使者”。“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人君若有过失，天就会出现灾异谴告之令其改正，“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而不知变，乃间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如此一来，天人相通，君权神授，天神与君王都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天下众人也便成了受其支配使唤的奴仆。而王充则抓住这一要害，应用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对此进行强有力的驳斥和批判，首先，王充继承荀况对天的唯物主义的解释，认为天是一个没有任何思想意识和感情欲望的自然本体：“夫天道，自然也，无为”。这使“君权神授”之说失去了依据。进而王充对人也做了解释，认为人和世间万物都是由天地之间释放出来的恬淡无欲的无为之气所构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一。皇帝也是人，所以皇帝也是父母合气的产物。”“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这样一来，皇帝身上所披着的神秘外衣被剥下来了，“天之子”的神圣威严也就消除了。灾异谴告之说是董仲舒用来论证君权神授观点的一个重要论据，为了彻底破书君权神授之说，王充紧追不舍，充分揭露天神谴告人君之说纯属荒谬。“凡言谴告者，以人道验之也。人道，君谴告臣，天上谴告君也，谓灾异为谴告。夫人道，臣亦有谏君，以灾异为谴告，而王者亦当时有谏上天之义，其效何在?”王充的系统揭露和批判，将君权神授的神话击了个粉碎，董仲舒精心营造的天人感应学说遭受了巨大的冲击，王充在《论衡》中还对天人感应学说所宣扬的其他迷信谎言进行了唯物主义批判，使其学说漏洞百出，溃不成军。(二)对旧时用官制度的批判在专制集权社会里，贵贱高下等级森严，为了维护这一统治秩序，董仲舒将荀况关于礼的学说纳入了他的天人感应理论体系。强调群体，注重社会，突出君王，是天人感应学说的一个显著特点。“人之得天得众者，莫如受命之天子。下至公候伯子男，海内之心悬于天了，疆内之民统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