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征与传统似乎从事中国考古学研究的学者们都不避讳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的考古学与历史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也曾有研究者对这种与生俱来的密切联系进行过系统的深入论述①②③④⑤。但实际上，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涉及方方面面的复杂关系，而在当前中国考古学迅猛发展的今天，重新思索这个老话题却对我们了解中国考古学的特点及其未来之发展方向都有新的意义，因此本文即尝试在前辈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另择冰山之一角，对此做一些粗浅的讨论，以期抛砖引玉。如果说有关对人类过去的一切研究都是历史的话，那么显然这里我们要讨论的并不是这个层次上的概念。因此，在正式的论述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界定在本文讨论的范畴里，何为历史，何为历史主义？中国史学研究的传统久远，近代以来由于受到欧风美雨的影响，史学研究与传统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章太炎在1924年曾撰文指出当时的史学研究存有五项弊端：“一曰尚文辞而忽事实，二曰因疏漏而疑伪造，三曰详远古而略近代，四曰审边塞而遗内治，五曰重文学而轻政事”⑥。有趣的是，此虽为批评，但却也恰当道出了近代史学研究的新动向和传统史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中国的传统史学向来以二十四部正史为核心，讲求对史料的系统考证和以史为鉴的宏大叙述。我们这里所谈到的历史即专指狭义上的中国传统文献史学⑦。而本文所谓的历史主义则是指中国传统史学研究记述历史的基本方法，也就是上述传统文献史学研究的两个重要特征：考证式的研究方法和宏大的历史观察视角。那么相比之下，中国考古学的历史主义特点是什么？这个特点又是如何形成和继承发展并形成传统的呢？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对中国考古学史进行简单的回顾。一考古学在中国是近代化的产物，它诞生于上世纪20年代。最早在中国从事科学考古工作的是以安特生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但真正对中国考古学的诞生及其特征产生深远影响的还是20、30年代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持的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⑧。早年安阳殷墟的发掘具有其深层的社会背景。在近代新史学运动中“疑古”风潮盛行，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中国的古史”观颠覆了传统史学对古史研究的基础，摧毁了传统的古史研究所依据的文献史料的可靠性⑨。然而在旧的古史体系崩溃瓦解的同时，新史学研究也面临亟待解决的新问题：如何重建中国的上古史？对此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另一批新史学家，在“历史学即史料学”思想的引导下，以史料的扩充作为历史重建之首要目标和手段，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口号，并以此为宗旨成立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作为实践新史学的中央学术机构⑩。在这种情况下，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地下资料”，自然成为获取新史料的重要方式，同时也赋予了创始之初的中国考古学以历史重建的学术任务和宏大使命。史语所成立之后，便开展了对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之所以首选发掘殷墟，主要是因为殷墟出土有甲骨，而近代以来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对甲骨的研究卓有成效，揭示了甲骨卜辞中的商王世系与《史记》等文献记---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载相印证的事实，从而确证了商代为有据可考的信史(11)。从这个意义上说，发掘殷墟本身就体现了诞生之初的考古学与传统史学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就是说选择发掘殷墟这样一个考古学的课题是从考据式的传统史学研究的题目中导引出来的。然而另一方面，在重建古史的宏大目标之下，殷墟的发掘绝不仅仅是为了甲骨，而是通过科学系统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全面复原殷商时期的历史(12)，这与传统的金石学范畴里的甲骨研究又有着天壤之别。在抗战爆发之前，殷墟经过15次科学发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出土了大量的陶、石、骨、角、铜等各类文物，揭露了殷商都城的宫殿和王陵，而且田野考古发掘的技术与方法也逐步成熟完善，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3)。为实现重建殷商古史的目标，对殷墟发掘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也从不同的角度广泛开展，其中诸如涉及对人种和民族构成的研究、埋葬制度和祭祀礼仪的研究、陶器生产和铜器铸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