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惠特曼与中国现代文学惠特曼是美国十九世纪最杰出的诗人和美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热情的歌手。他用一生心血写成的《草叶集》在美国文学和世界文学中像一块奇异的珍宝，闪烁着民主精神的光彩。由于其诗作在美国文学史上开创了自由诗体的先河，他被公认为美国的“诗歌之父”。他那奔放不羁的诗句更为美国浪漫主义开创了一代崭新的诗风。惠特曼同他的《草叶集》在全世界进步人民中间世代传颂着。“《草叶集》是我们文学中第一个而且至今是唯一的一部真正的史诗。在它诞生的一百周年之际，这个事实更得以证明……惠特曼是一个质朴的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现代诗歌的奠基人，也是20世纪散文诗歌的源泉”[①]第一节惠特曼在中国的译介与现代诗界对惠特曼的接受惠特曼与中国有一段特别的情缘。作为19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惠特曼和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俱乐部关系密切，在刚踏上诗歌之路时曾得到爱默生的热烈的支持。1855年，惠特曼的诗集《草叶集》第一版问世，遭受到普遍的冷遇，是爱默生独具慧眼，写信给诗人以支持。惠特曼也受到爱默生等人的影响，对东方和中国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和憧憬。他虽没到过中国，却对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满怀着尊崇的心情。中国在他的心目中，是同印度一样的东方文化的杰出代表。在《草叶集》中，中国的江河山岳、古庙皇宫、都市百姓以及孔夫子的名字都曾出现其间。惠特曼对中国人抱有好感，他和访美的英国作家爱德华．卡彭特谈到中国人时，曾说：“我猜想他们跟德国人相像，只是更有教养。我心目中的德国人是朴素的、真实的、热情的……中国人也有这些优良品质，此外还有德国所缺乏的某种机敏文雅的品德。”[②]当他见到一本关于中国的著作时便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这是关于东方那个奇妙世界的”，为此他整整一个星期沉浸在那本书中，特别是关于中国诗歌的部分。[③]惠特曼是民主主义的真诚歌手，具有“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宽广胸怀和宏大情操，他在《自我之歌》中写下了这样的诗行：“于是我知道上帝的手是我自己的保证，/于是我知道上帝的灵是我自己的兄弟/于是天下的男人也都是我的兄弟，而女人则是我的姐妹和情人……”因而在惠特曼心目中不可能有东西方的隔膜和鸿沟，他对东方世界，尤其对中国人民表现出思慕和热爱的情感是很自然而然的。饶有意味的是在惠特曼的葬礼上，朋友们朗读了孔子的语录为他送行，这至少可以证明，惠特曼生前对中国文化的钟爱。[④]当诸如惠特曼的美国作家从中国的审美文化中吸收着艺术滋养的同时，他们的结晶也向中国的作家和诗人展示了自己的魅力，散发出别样的光华。芦笛穿越远洋，飘落在东方的土地上。五四时期中国的新诗运动同样波澜壮阔，大洋彼岸的诗歌革命听来无疑是亲切的谐振和交响。惠特曼的《草叶集》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了强大的回响与共鸣。我们知道惠特曼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首先要通过翻译这一关。惠特曼的文学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多是先在期刊杂志上发表，然后结集出版。当时，中国的许多刊物在创刊之日起，就把刊物当作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桥梁。惠特曼的许多诗歌成为这些报刊、杂志的首选，这为惠特曼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契机。“五四”前后，与许多外国作家一样，惠特曼在中国的译名也不统一，在中国的译名分别有恢特曼、霍拖曼、斐就曼、惠忒曼、伟特曼、惠得曼、窝脱．惠特曼、窝脱．魏脱曼、瓦尔特．惠---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特曼、沃尔特．惠特曼、窝尔特．惠特曼，华尔特．惠特曼等，现统一用沃尔特．惠特曼。惠特曼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虽然始于五四时期，但译介的作品散见于杂志上，而其《草叶集》选译本和中文全译本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才出现，本章仅凭笔者所掌握的资料对惠特曼在中国的传播过程的历史回顾分为四个时期作一梳理。（一）五四新文学时期的惠特曼译介在五四运动的浪潮翻卷中，终身对中国怀着思慕之情的惠特曼被介绍到中国。1919年7月15日，田汉在《少年中国》的创刊号上发表了《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热情洋溢地对这位美国诗人做了介绍，并翻译了一些他的《草叶集》中《自我之歌》的一个片段。这篇文章分为八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