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对《文选》文学标准的发难及共影响摘要北宋熙、丰之际，中国文学选本生成与接受的基本语境从文学语境切换到道学语境。在这一语境中，《文选》的文学标准受到了空前的否定，《文选》第一次成为嘲风弄月的代名词。宋人对《文选》文学标准的发难在宋代和宋代以后产生了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文选》的盛行趋势发生了逆转；对《文选》的苛评进一步升级和泛化；以道学标准增删《文选》文本成为一种风气。关键词宋代；道学语境；《文选》；文学标准付琼，江西财经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江西南昌330013I206.2文献标识码A1004-4434(2009)07-0080-04中国古代文学选本的生成与接受是在两个基本对立的语境中发生的：一个是宋代以前的文学语境，一个是宋代(含)以后的道学语境。前一语境承认文学的本体性，也即认为文学自身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不需要自身以外的某一“他者”赋予其意义；后一语境取消文学的本体性，也即认为文学自身没有其独立的存在价值，只有作为载道的工具时才具有意义。在文学语境中生成的选本大都遵循文学标准，在载道语境中生成的选本大都无法绕开道学标准。在六朝文学语境中生成的《文选》“综缉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显然秉持了文学标准。关于此点，清人阮元所论最为妥帖：“昭明所选，名之日‘文’，盖必文而后选也，非文则不选也。经也，子也，史也，皆不可专名之为文也。故昭明《文选序》后三段特明其不选之故，必沉思、翰藻，始名之为文，始以入选也。……自唐宋韩、苏诸大家以奇偶相生之文为八代之衰而矫之，于是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故其所著者非经即子，非子即史，求其合于昭明《序》所谓‘文’者鲜矣。”《文选》以“文”为标准，将经、史、子排除在外，宋代以后的主流文学选本以“道”为标准，所以“昭明所不选者反皆为诸家所取”。以此而论，《文选》高张文学标准，与宋代以后以道学眼光过滤经史子集的所谓文学选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要求文学承担“载道”使命并以此取消文学自身独立存在价值的道统文学观虽然肇基于中唐，而其最终确立并对文学选本产生实质性影响则在宋代。《文选》在宋代的道学语境中已经显得格外刺眼。在宋人眼里，讲求“辞采”、“文华”、“沉思”、“翰藻”的《文选》已经成为“嘲风弄月”的代名词。人称“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理学家孙复曾将《文选》称为“靡薄之作”，并反对太学刊刻此书：“《文选》者，多晋宋齐梁问文人靡薄之作，虽李善注之，何足贵也?国家尚命镂板，置诸太学，况我圣人之经乎?”这种以“靡薄”为口实，要求对《文选》加以唾弃的呼声到宋神宗熙宁四年“罢诗赋及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之后，变得更加强烈。罢诗赋而考经义，标志着理学内容在科举考试中对文学内容的置换，是道统文学观发展成为主流观念的逻辑必然。这也就意味着《文选》对于举业无法再有“《文选》烂，秀才半”那样的神奇功效了，举业者自然不必专攻《文选》；相较而言，《论语》等儒家经典则显得更为重要。这样，《文选》在宋代的接受不仅受制于道学语境，也受制于科举语境：前者联系着崇高的圣人之道，后者联系着世俗的利禄之途，两者交互作用，对《文选》在熙宁、元丰时期的流行产生了遏制效应。例如，据《祷杌》所载，郑奕(宋元丰八年进士)“尝以《文选》教其子，其兄日：‘何不教读《论语》，免学沈谢嘲风弄月，污人行止。’”其兄批评郑奕以《文选》课子，大约不止因为它“嘲风弄月”，更重要的恐怕在于，就举业而言，课读《文选》不如课读《论语》来得切实和有效。与此同时，像苏轼这样的文学家也加入了道学家的行列，对《文选》大肆讥弹：“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引》，斯可见矣。如李陵、苏武五言，皆伪而不能去。观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以知其余人忽遗者甚多矣。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元丰七年六月十一日书。”苏氏对《文选》的指摘偏于就事论事，但是他对齐梁文学的否定却与道学家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