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章门弟子的内部分化章门弟子是一个曾在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一时、举足轻重的文化群体。他们不仅著述宏富、造诣精深，而且均曾先后执教于国内各知名大学，有些人还长期执掌某一研究机构或文化团体。缘此，他们能有机会充分阐扬学术观点与文化主张，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由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转型。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内部也曾发生了一些严重分化，个中缘由相当复杂，本文即拟就此展开详论。一在老北大文科中，章门弟子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包括有朱希祖、钱玄同以及“三沈二马二周”。然而，其他几位章门弟子如黄侃、汪东、吴承仕等，却似乎与以上这些同门存在着明显的隔阂。黄侃离开北大，即是“为同门者所挤”[1](p27)；而当杨树达推荐吴承仕任教北大时，马幼渔也答复说：“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2](p26)双方矛盾之深由此可见一斑。究其根源，这大致是由以下几方面因素所造成。首先，思想观点的分歧，这尤其以黄侃与钱玄同的截然异趣为代表。关于二人之间的矛盾，黎锦熙曾经分析说：“其远因实起于民七八年间的新文学运动”[3](p82)。具体说来，黄侃当时经常在北大课堂公开抨击钱玄同[4]。而作为回应，钱氏则批评黄侃的一首词“有点像‘遗老’的口吻”[5](p24)，结果引起黄氏大怒，“骂为看词都看不通”。时至1932年章太炎北游时，二人更在章氏面前大吵一架，黄侃首先指责钱玄同说：“你近来怎么不把音韵学的书好好的读，要弄什么注音字母，什么白话文”，钱氏登时大怒，拍案厉声道：“我就是要弄注音字，要弄白话文！混帐！”于是双方大吵，以至于章氏不得不“疾出排解”，但是二人终于从此反目[3](p82)。由此可见，二人的矛盾实因思想歧异而起。与此相类似，周作人之所以不满黄侃，也与黄氏思想较倾向于守旧一派有关，他对黄侃所谓“八部书外皆狗屁”之说就极为反感，曾写道：“黄季刚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平日专攻击弄新文学的人们，所服膺的是八部古书，即是《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文选》是也”[6](p380)，言词中显然充满了嘲讽之意。此外，钱玄同与吴承仕之间在晚年也发生了一些矛盾，以致吴玉章在挽吴氏联中即曾说其“受同事排挤”[7](p1)。此事缘起于吴承仕向来在师大开设一门“三礼名物”，但到了1933年，作为师大国文系主任的钱玄同一定要将之废除。究其缘由，据黎锦熙猜测，“钱先生实在是不慊于吴先生之专据《三礼注疏》，不辨‘古文家’说之疑伪而一律认为真实”[3](p77)；同时还有一种可能，即因吴承仕此时已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故引起钱玄同的不满，他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中就指责吴氏“投机、腐化、恶化”[8](p5141)。而以上二说无论何种更确切，都说明他们二人之间矛盾主要是由于思想观点的分歧所导致。其次，黄侃与同门之间的不和，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其性情乖戾有关。章太炎便一再评价黄侃“性少绳检”[9](p473)，“行止不甚就绳墨”，颇“俶异”[10](p260)，并且指出：“季刚性情乖戾，人所素谂”[11](p351)，“揣季---本文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刚生平，敢于侮同类”[11](p335)。周作人也回顾：黄侃“是章太炎门下的大弟子，乃是我们的大师兄，他的国学是数一数二的，可是他的脾气乖僻，和他的学问成正比例”[6](p546)，“他排除异己，却是毫不留情的”[6](p405)。朱希祖同样也说：“季刚才高气盛，到处龃齬不能容。”[12]甚至连黄侃自己也承认“余性卞”[13](p56)。不难想见，以黄侃如此乖戾的性情，其他同门是不愿意与之来往的。马叙伦即回忆：“季刚为人在其门中，如朱逖先、马幼渔、沈兼士辈固习知之，会集闲谈，辄资以为助。忆其将离北京大学时，其同门者皆厌与往来，唯钱玄同犹时过之。……及其后为同门者所挤，而胡适之因利用以去季刚。”[1](p27)再次，黄侃、汪东、吴承仕虽然也是章太炎早年所收弟子，但他们与其他弟子并非同时师从章氏。其中吴承仕是在民初章氏被幽禁北京时，才有机会问学于他的，因此“其同门……以检斋列章门稍后，每非议之”[2](p26)；而黄侃、汪东尽管早在东京时期就师从章氏，然而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