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读波德莱尔作为个案来分析多多当年的异端性阅读，不但可以向我们显示一个先锋诗人的来历，而且可以向我们揭示上世纪***十年代文化变迁的一些隐性脉络。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当年的那种异端性阅读及其之后的影响，谁都知道重要，但仍然是一个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和揭示的课题这几首波德莱尔，在那个时代有点像漏网之鱼，然而，它们的影响真的有那么大，以至于给予特殊环境下诞生的一个后来很重要的中国诗人最初的（也是根本性的）启发吗？“***”中读波德莱尔，OMG，怎么可能！那岂止是“大毒草”，简直有点像今天的人接收到外星信息！上世纪50年代起，中国文艺界就遵从苏联官定说法，把现代主义视为资本主义颓废、没落阶段的产物，进行根本性的排斥（我辈少时亦仍领受过此教），中国受此影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译者几乎全部失语，作为这一潮流的鼻祖，波德莱尔被打入另册禁锢密存可想而知（后来虽与“苏修”翻脸，文化上的禁忌不但未越雷池半步，而且变本加厉，把苏联文艺也加入了进去），何况是几乎禁绝了所有人类文化遗产的“***”时代！九首诗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有学者看到多多早期的诗，几乎惊跳起来，“那时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波德莱尔式的诗篇！”然而，再三查考，虽不排除字句乃至段落的再三修改乃至大改，这些诗歌风格的稳定性，却得到了多多当年朋友们的回忆的一再肯定。后来，还有研究者得见白洋淀诗人林莽“***”中的笔记本，里面抄录了一些多多的诗句，这些诗句和现今能看到的多多早年诗歌风格基本一致；这位朋友寄赠了我一页这个笔记本的复印件，上面完整抄录了《祝福》一诗，更是和多多1988年的油印诗集《里程》（也就是他获“首届〈今天〉诗歌奖”的诗集）中的这首诗，几乎没有差别。至少在那时我已不怀疑多多早年诗风的可信性，剩下的问题仍然是：他们，当年怎么可能写出这样“波德莱尔式”的诗篇？多多他们自己后来提供了线索。沿着这些线索去查考，有点像侦探破案，最终的答案不但揭示了历史的一些暗角（这些暗角不去做实际的调查，单纯“理所当然”地凭空推想是不可能知道的），而且带出了一个时代的“异端性”阅读――对此今人可能会略有所知实际去进行仔细的调查、分析，仍会有一些“出人意料”乃至令人“大吃一惊”的发现。2004年，去国15年后回国，多多在访谈中说：“我在很早就标榜我是象征主义诗人，因为我读了波德莱尔，没有波德莱尔我不会写作……”（凌越访谈）2006年，他更明确地谈到具体的影响来源：“但是我真正的诗歌写作，……就是读到了1962年陈敬容先生翻译的波德莱尔九首诗，发表在《世界文学》上，这九首诗给我的感受就像打了一响枪一样，我这样才写的。”（梁晓明访谈）之后，研究者据之查核了相关原始出处，发现有误记，“陈敬容选译的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九首诗是发表在1957年的《译文》上，包括《朦胧的黎明》《薄暮》《天鹅》《穷人之死》《秋》《仇敌》《不灭的火炬》《忧郁病》以及《黄昏的和歌》并配发了编者对《恶之花》的介绍以及法国诗人阿拉贡、苏联作家列维克的相关评论。”（顾巧云硕士论文，上海师范大学，2008）由于年深月久，多多的误记颇为情有可原，譬如刊名的误记就很可理解，因为《译文》是《世界文学》的前身，自1959年1月起才改用后一刊名（“***”中停刊，“***”后复刊并沿用至今）。这几首波德莱尔，在那个时代有点像漏网之鱼，然而，它们的影响真的有那么大，以至于给予特殊环境下诞生的一个后来很重要的中国诗人最初的（也是根本性的）启发吗？不看原始资料，总是没信心。于是，沿着前面的线索，我去查阅了1957年的《译文》杂志，发现陈敬容译波德莱尔的九首诗及相关评论具体刊载在该年7月号上，是为纪念《恶之花》出版100周年所特意设立的波德莱尔专辑（当时前苏联也在其《外国文学》杂志本年3月号上译载了波德莱尔的十首诗，列维克的文章就是为之所写的前言），这在那个时期，可以说是非常特殊――当时恐怕谁也未曾想到，它们后来会产生那么重大的影响。如果认真去细读这些诗和文章（奇怪的是之前似乎没有人去做这一工作），你会发现它们从用词、意象、句法、段落乃至篇章，都对多多早期诗作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