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文学历史考察综述“悲”与“喜”可谓人类情感世界最基本的两种形态，而“哭”与“笑”则是与之相对应的两种日常生活中最为典型的情感表征，这往往也是文学作品所追求的两种艺术效果，于是“悲剧”与“喜剧”应然而生。长期以来，较之于“悲剧”研究的热门与备受关注，学界对“喜剧”的研究则显得相当地寂寞冷清。其实，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喜剧”性质的幽默文学作品并不在少数，然出于种种原因，幽默文学的地位始终不高，系统而深入研究幽默文学者更不多见。再者，“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1］，近年来，随着现代社会生活的飞速发展与高度变化，幽默的触角正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幽默文学的创作日趋呈现出繁茂的景象，幽默文学研究也因之亟待展开。魏裕铭教授新著《中国古代幽默文学史论》(以下简称《史论》)，针对“幽默(文学)像臭豆腐，几乎人人吃，人人说好吃，可几乎谁也不给它在美食中以较高地位”［2］2的尴尬处境，将幽默文学作为古代文学史的一个分支，从幽默、喜剧风格文学史角度展开系统全面的研究，可称得上是一部思考睿智、评析精妙的幽默文学研究专著，其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不言而喻。概而论之，《史论》具有以下几大显著的特点和贡献。1文史贯通，视野宏阔著者立足于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时代特色与幽默文学的阶段性特征的总体把握，将全书内容分为三编:“从礼乐一统到百家争鸣期之幽默文学”、“从独尊儒术到大畅玄风期之幽默文学”、“封建社会物质文明高潮期之幽默文学”并在各编开始专辟“概说”，综论该时段幽默文学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具体演进过程、表现及其艺术特色。是为从宏观上对研究主题展开系统的梳理与总结，以彰显中国古代幽默文学的发展轨迹、演变规律及其深层次的社会内涵。由于文学中的幽默与生活中的幽默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二者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相应地，中国古代的幽默往往有其深刻的社会内涵与历史背景。因此，将幽默文学的产生、发展与演变，置之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时代大框架下予以考察，不仅显得极其合理，而且尤为必要。因此，著者在探讨先秦幽默文学的产生与汉魏幽默文学的发展时，均辅以“思想解放”的文化背景;研究唐宋文学，延以“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语境。而开廓的视野又无疑有助于深入考察文学作品自身演进的规律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是契合，抑或分离，进而得出相对精准的认识，且无狭隘之失。例如，在谈及先秦幽默文学产生并臻于成熟时著者将其归结于那个风云际会、百家争鸣的时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故而“有恃无恐，所以放言无忌，敢于如此幽默。”［2］5在论及三国时期嘲戏之风和诙谐创作勃兴的原因时，认为“在于这些受到上层政治排挤压制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作家自觉地运用诙谐文学表现他们对社会丑恶现象的讽刺、批判，以及内心的愤懑。”2史论结合，新见纷呈在整体勾勒幽默文学发展史并概述其阶段性特征之后，著者进而对不同历史阶段内的幽默文学代表作家与作品展开了较为全面的评析。如此，宏观的史论与微观的作品分析得以兼顾，此亦《史论》主旨不同于单纯“史”的一面。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著者注重运用文史互通的方法，探赜索隐，新见迭出。例如，在谈到中国古代幽默文学的产生时，著者指出:“政治的宽松是产生文学繁荣局面的必要条件。在政治高压下，大家不是噤若寒蝉，就是违心的阿谀奉承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刺激下，文学反而会出现‘国家不幸诗家幸’的局面。幽默文学虽然是文学之一翼，却又有不同于广义的综合的文学的特点，它更有赖于政治的开明意识形态的宽松的环境，或者统治者的无能、无为。”［2］4复如，论及春秋以降“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时，著者指出:“这从周王朝的长治久安来说，当然是不幸的预兆;但从桎梏人思想进步的周礼观念的解放、幽默的产生和发展，那真是幸莫大焉。”［2］4如此精妙的论断，自属史家之卓识，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正如左健先生所评，“《史论》对幽默内涵的探究，时时让人感受到其中社会人生之底蕴”［2］5。再如，著者认为，“中国的幽默，最早给后代以很大影响的，首推《诗经》。”并从《诗经》“谑而不虐”的软幽默、异于讽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