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对待历史态度和研究历史方法【关键词】历史教学，态度，方法【中图分类号】G63【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3-0064-03笔者曾听一位教师上《明朝君权的加强》一课。教师讲,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担心江山保不住，他不放心，于是废丞相接下来的每目内容授课者都以此过渡：朱元璋还不放心,于是设锦衣卫；朱元璋仍然不放心，于是八股取士。讲到最后一目的时候，下面一位男生禁不住小声嘀咕，“朱元璋怎么老是不放心啊？”引起周围同学的一片哄笑。上述现象，表面上看是授课者的过渡方法太单一，但背后透露出的，是授课者对问题的分析、对历史的理解太简单。君主专制制度下，君主把天下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处心积虑地要江山永固，这没错。但除此之外，一项制度的创立、变迁还有其客观因素，有其历史渊源，完全归咎为个人私心,未免片面。当然，笔者所举属于特例。但实际教学中确实存在一种'‘简单化”'‘概念化”处理历史的现象。此种现象的出现，首先与学史者对待历史的态度有关，同时也反映出学史者分析认识历史问题的方法有待改进。说到对历史尤其是对本国史的态度，大家最为耳熟能详的是国学大师钱穆那句话：一国国民，应当对本国历史抱持一种“温情与敬意”。①其实钱穆此言既有其特定的时代语境，也掺杂了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浓郁的感情色彩在里面。所以，'‘温情与敬意”倒不必是对每个学史者的共同要求。但退而求其次，"客观平和”却应该是所有治学者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态度。至少，我们不应该对历史持一种高高在上的批判态度。如果上溯近代以来史学的派系源流的话，现行教材的观点、广大中学历史教师所受的历史教育，都属于唯物史观。正如史料派常常自矜于材料的详实与考证的精密一样，史观派容易有一种“理论上的傲慢”：以为有了观点与理论的统领，就占据了分析一切问题的制髙点。记得曾有几位前辈学人就如何看待古人展开争论，有的主张“仰视”，有的主张“俯视”。学者余敦康说："我们受到的教育，最糟的就是只有俯视，没有仰视。”他点着汤一介、庞朴的名字说，你们看古人都是俯视，“你有什么资格来俯视？”②是啊，如果连汤、庞这样的大家都不免遭此质问的话，我们更应该反躬自省。我们一方面说几千年的文化灿烂辉煌，一方面又把这文化中的一些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对政治制度，用“专制独裁”四字不加分析的一笔抹杀；一方面说这个是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那个是政治家军事家，一方面又斩钉截铁地说这个是落后的，那个有局限性。我们的底气何来？底气恐怕就来自我们自以为掌握了科学的理论。我们视自己掌握的理论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不，更准确地说，是一把可以任意剖析、所向披靡的手术刀。有了理论的指导，我们能够信心十足地断定，众多不同的历史现象背后必有一个相同的本质；在导致历史事件发生的众多原因中，肯定有一个根本原因；不管统治者制定了什么法律、采取了何种措施，我们都敢于铁口直断，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自身统治……无需分析，历史发展的规律在握，还有什么是我们看不透的？历史学习至此竟变得和“套公式”一样简单。等而下之，以论带史尚嫌不足，更干脆以论代史。理论被教条化的同时，原本丰富多彩的历史也变得枯燥乏味，简单干瘪。其实，“理论上的傲慢”不是唯物史观派所必有的。或者更可以说，“理论上的傲慢”恰恰是真正的唯物史观者所必无的。因为"唯物史观派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坛上一个最有方法自觉的学派"。①除了理论，唯物史观还有一套与之对应的系统方法。正确的运用这些方法，就可以尽量避免分析问题时的简单片面。《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11年版）对其中的一些具体方法有所概括，那就是，'‘学会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理解历史上的人和事”，“学会运用时序与地域、原因与结果、动机与后果、延续与变迁、联系与综合等概念，对历史事实进行理解和判断”。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例子，八股取士一向被当做明朝君主专制加强的一个重要表现，朱元璋乃至整个明朝因此被大加鞭挞。但如果全面考察历史的延续与变迁，我们对历史、对古人或许会多一点理解。八股取士受指责，主要缘于两点,一是严格的以四书五经为命题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