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的动因与影响再探索刘志恒与世纪同龄的张学良，经历了中国近代社会最动荡时期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九·一八”与“双十二”就是其中的两件，它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然而，至今海峡两岸学者对上述事件的认识都有很大差别，尤其在对西安事变的评价上，观点对立，似同水火。大陆学者认为西安事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了全国抗战，直至彻底胜利。张、杨乃千古功臣。台湾却有人认为，“西安事变，酿成巨祸”①，使中共坐大，国民党败退台湾。张、杨乃罪人也。笔者仅就上述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认识，以求教于学术界同仁。可以说，没有“九·一八”就不会有“双十二”。前者使东北三省沦为殖民地，三千万同胞成为亡国奴；使张学良的东北军成为无家可归的流亡集团。他们昼思夜想的是抗日救国复土还乡。而蒋介石却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主张，最终把张学良逼上“兵谏”之路。后者把张学良最早提出的“拥蒋联共抗日”的主张变为现实。（一）西安事变的动因“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痛失东北。继而热河失守，他又难辞其咎。举国上下责骂，张的威信一落千丈。他背着“不抵抗将军”的恶名，跌入政治低谷。蒋介石为缓和舆论压力，准张辞职，代其受过，出洋考察。张学良出国之日，正是国内形势江河日下之时。蒋继续对外妥协，对内全力“剿共”，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各界民众均有亡国无日之感。张下野时，曾借用美国总统林肯的话说蒋：“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②以此表达对下野不服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深信究竟谁是真正的不抵抗者，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1、“九·一八”事变促使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这是西安事变直接的动因。“在日本炸弹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时候”③，各党各派各界在新的形势下，都遇到了生死存亡的问题，必然改变其原来的政治态度而有新的选择。民族资产阶级也产生了分化。马占山的抗战和福建蔡廷锴反蒋抗日政府的成立就是证明。“九·一八”事变后，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发出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呼声，进一步推动了工农群众抗日爱国运动的不断高涨。中间势力主张共同救亡的呼声也很突出：“1931年12月9日，由社会各界名流汇集而成的‘国难救济会’，呼吁统一救亡。”次年史黄才、沈钧儒、章士钊等60余人联名致电全国及即将召开的国事会议，提出：“凡民族争存于世，以合作为最重要条件，要求国民政府化除杜绝合作之党治，实行全民宪政，以求国家的统一。”同年大公报社长发起《废止内战运动》，称：“内战不止，一切无从谈起。”所以，西安事变是顺应民意要求的。2、蒋介石的误国方针是促成西安事变的另一动因。面对“九·一八”事变后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和人民呼吁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要求；蒋介石却反其道而行之。为实现其独裁专制，早在1931年7月23日，他在《告全国同胞书一致安内攘外电》中，就提出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谬论。8月22日，蒋在一次讲话中又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做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而不可得。”④这与慈禧的“宁予友邦，勿予家奴”的卖国哲学如出一辙。当日本在东北制造了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阴谋为侵占东三省制造借口，张学良向蒋介石请示机宜时，蒋却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挑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⑤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大开方便之门。从1930年12月到1933年9月，蒋介石先后动用数百万军队，耗资4亿银元、对中央苏区发动五次“围剿”，红军被迫反击，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导下，红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取得前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来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控制了苏区的军政大权，错误估计形势，运用错误的战略战术，致使红军不得不开始南北大转移长征，日本则利用国共两党长期内战之机，扩大对华侵略，先东北，后华北，再江南，这就更加促使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各党各派为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