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小说语言隐含的话语权力意识摘要：王朔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登上文坛，他以调侃、反讽及新京味儿语言吸引着人们的阅读兴趣，而在其语言的深层却隐含着争取话语权力的意识。当这种意识从觉醒到张扬以至于膨胀时，他的创作语言也逐渐变为一种能指的游戏，忽视了对作品意义的建构，最终导致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淡出文坛。关键词：话语权力意识；觉醒；张扬；膨胀TheImpliedSpeechRightsAwarenessinWangShuo’sNovelAbstract:WangShuostartedtoshowhistalentsinliteratureattheturningpointofChinasociety.Hefirmlysearedtheattentionofhisaudiencewithscarstic,ironicand“newBeijingdialectal”tone.However,seeingthroughthesuperficialword-level,wecanseehewasalwaysstrugglingforthespeechright.Whenhisawarenesswentthroughwakingup,boastingandexpanding,thedictioninhisworksbecameasignifiedgame,neglectingtheconstructionofworks’meaning.Asaconsequence,hewasdriftedawayfromtheliterarycircleinthe1990s.Keywords:speechrightsawareness;awakening;boasting;expansion二十世纪世界人文科学的重要变革就是语言学的转向，从此，人们开始以全新的眼光去注视语言，语言成为西方哲学与美学共同关注的焦点，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现代美学的中心也由唯理主义转向语言，这使语言不再只是理性的工具与载体，而是存在的家园。也就是说，我们用语言表达事物的同时又存在于语言中，语言不仅是工具，也是本体。从工具论进入了本体论，这是对传统语言工具论的一次颠覆。正是受西方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中国文化界与文学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也出现了一次语言学转向。尤其是新时期的文论家对以往人们忽视文学语言本身价值而到语言背后去寻找文学作品的“现实意义”、“时代背景”等等这一传统文论形态做了尖锐的批评。“文学语言不是用来捞鱼的网，逮兔子的夹，它自身便是鱼和兔子。文学语言不是意义的衣服，它是意义的皮肤连着血肉和骨骼。文学语言不是意义歇息的客栈而是意义安居乐业生儿育女的家园。文学语言不是把你摆渡到意义的对岸去的桥和船，它自己就既是河又是岸。”[1](P201)于是，人们不再对具有本体意义的语言熟视无睹了。综观社会历史的发展，语言与人类息息相关，无论是作为工具论看，还是作为本体论来看，语言在跨文化历史长河中都体现出与权力隐蔽而密切的关系。在社会发展阶段中，语言在文化技术基础上依据不同的话语权力创造出各自不同的灿烂文明，因而，“为了取得在社会中的发言权，人类特别注重对言说权力的追求，在文学领域表现为对话语权掌握的渴望。”[2](P49)新时期作家在新的语言观念的影响下，特别注重对话语言说权力的追求，努力苛求语言的创新以引起受众的共鸣，王朔就是典型的注重话语权力的作家。对其小说的语言，学者多从调侃、反讽等方面进行平面的讨论，本文试图从语言与权力关系的角度来透视王朔小说语言深层隐含的话语权力意识。一、重视语言：话语权力意识的觉醒王朔初上文坛，就表现出了对语言的重视，体现出话语权力意识的觉醒。中国文学向来有“载道”的传统，重视的是作品的主题与题材，语言只是表现主题与题材的工具。纵观“文革”前当代文学的变迁历史，文学与社会及政治的关系被强化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文学的“载道”作用更是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中，就连文学都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语言更是工具的工具了。受政治文化语境的束缚，文学可以说是在一元化思维教条下的政治宣传工具，作家也一度失去自由思想与言说的权力，文学语言出现了所谓的泛政治化死亡。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受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悄然变革和西方语言本体论思想的影响，政治环境逐渐宽松，文学才有了个性话语言说的自由，我国的文学创作从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作家的语言意识逐渐觉醒，“经过70年代末那几年的认识、挣扎与反叛，80年代初，中国的作家们无论是在内心还是在公开场合，都不再认定文学的工具性质与卑下地位，高抬语言地位的愿望日甚一日地变得强烈”。[3]（P310）冲破政治化语言的束缚，努力创造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