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上海整顿失败的历史原因1948年，在3月29日—5月1日国民党召开的“行宪国大”上，蒋介石当选为中华民国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踌躇满志的蒋介石为了表示改革的决心，对内阁进行了重组，任命翁文灏先生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这也是民国从政的学者中官职最高的一位。翁文灏是一位地质学家，一直在从事地质研究和培养地质人才。直到1932年，43岁的翁文灏才被国民政府延揽，担任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开始了政坛生涯。作为一名学者型的官员，翁文灏在政坛素有清誉，在腐败成风的时代别具一格。这或者也是他被蒋介石看中的重要原因。很快，8月19日，翁文灏主持的国民政府就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随之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资产登记管理办法》、《整顿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四项法规。这标志着国民政府正式启动以“金圆券”取代“法币”的货币改革。翁文灏意图通过货币改革，抑制愈演愈烈的通货膨胀问题。这里要交代一下通货膨胀的背景。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虽然国民党一度计划在3—6个月剿灭“共匪”，可打了两年的仗，“共匪”不但没有被剿灭，国民党军队反而在战场上越来越被动。众所周知，打仗，称得上是世界上最“烧钱”的事情。为了筹集资金打“内战”，国民政府不得不向中央银行借钱。中央银行哪里有那么多钱？只好不断增发货币。这就导致当时的法币发行量剧增，从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几乎涨了120倍。这就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以教授为例，1946年，一位教授可领到80余万元法币，能买23袋面粉。一年后，教授的薪金涨到140余万元，可这笔钱能够买到的面粉却不到10袋面粉。而到了1948年初，一位教授的薪金已经连5袋面粉都买不到了。1947年7月24日，美联社发了一条电讯，对近年来的物价进行了一番比较：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头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条鱼，1946年为一只鸡蛋，1947年则为1/3盒火柴。货币改革得到了蒋介石的大力支持。《金圆券发行办法》等四项法规公布当天，他就招待北京上海等地的工商金融巨头谈话，请他们支持政府决策。8月21日，蒋介石又通电全国，显示政府推行货币改革的决心。为此，蒋介石还派出俞鸿钧、蒋经国、张厉生、王抚洲、宋子文、霍宝树等人，分成三组，以经济管制督导员的身份奔赴上海、天津、广州各地，整顿经济秩序，抑制通货膨胀。上海这一组是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牵头，蒋经国辅佐。当然，俞鸿钧心里清楚，自己虽然是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是副手，但真正的实权掌握在这位蒋介石的大公子身上。这一点，连媒体都毫不隐讳。当地的英文报纸《华北日报》就将蒋经国称为“在上海打经济战的主帅”。蒋经国的担子并不轻。因为上海经济管制区包括了国民政府首都所在地南京，以及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工商业聚集地。此前上海的通货膨胀也最为严重。蒋介石对此也心知肚明。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虽然我晓得这个职位可能使经国遭到忌恨甚至断送前程，但是我必须派他去。”蒋介石把蒋经国看做承担这次任务的“惟一人选”。8月20日，满怀雄心壮志的蒋经国来到上海，办公室设在中国银行内。蒋经国深知，将金融市场搞乱从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并不是普通民众，甚至也不是小商人，而是强势的金融家和资本家。他在8月22日的日记中明确写道，“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因此，蒋经国一开始就把整顿经济秩序的目标定于“大资本家和大商人”。当然，蒋经国也知道，这些金融家和资本家在上海经营多年，势力强大，绝对不能等闲视之。是以，他抵达上海后，第一时间将“戡乱建国”大队第六大队调到上海，并且成立了由年轻人为主力的“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下辖十一个“人民服务站”，还设置了“告密箱”，专门接受告密举报。为了壮大声势，蒋经国在兆丰公园（今中山公园)举行了阅兵式，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00多辆摩托车开路，几十辆轻型装甲车和1000多匹战马紧随，后面是数万人的游行队伍，沿路高喊“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