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OLOGYOFETHNICITY主办单位：中国社会学会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秘书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第57期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2009年11月10日※※※※※※※※※※※※※※※※※※※※※※※※※※※※※※※※※※※※※※※※※※※※※※※※※※※※※※※※※※※※※※※目录【论文】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建设常安疆藏骚乱原因剖析暨新加坡经验的启示郑永年单伟如何思考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乡土教材建设马戎【参考资料】浑身发麻：不讲“日本汉语”就不能说话？裴钰☆☆☆☆☆☆☆☆☆☆☆☆☆☆☆☆☆☆☆☆☆☆☆☆☆☆☆☆☆☆☆☆☆☆☆☆☆☆☆☆☆☆☆☆☆☆☆☆☆☆☆☆☆☆☆☆☆☆☆☆AssociationofSociologyofEthnicity，SociologySocietyofChinaInstituteofSociologyandAnthropology，PekingUniversity【论文】---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近代中国的中华民族认同与国家建设1常安中华民族认同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学、民族学范畴，或是单纯的语义辨析问题，而是具有显明的国家建设色彩。实际上，回溯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发展变迁，固然有君宪共和之争、有地方自治的兴起、有师法英德还是日本的宪政设计论争，但同时，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变迁的一个核心命题，即是建立现代国家。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的兴起，实际上也是与此伴行的，按照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论断——“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在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即近代以前几千年的漫长形成过程为“自在时期”，近代以来面对列强凌辱的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为“自觉时期”。清末民初的民族观论争、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说的相关实践、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内各民族均为中华民族之构成分子”的相关实践、论争，对于中华民族意识的“自觉”、中国现代国家的建设，均起到了重要作用。清末立宪与清末的民族观论争清末立宪，作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开端，即从原来的王朝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立一民族主义之国家也”，当时的立宪者，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的说法，但在立宪中也确实进行着一些整合国内各族成为一个整体国族的努力，如载泽在劝说慈禧确立预备立宪时，力陈“方今列强逼迫，合中国全体之力，尚不足以御之，岂有四海一家、自分畛域之理?”当时的暂署黑龙江巡抚程德全奏称，“此后无论满汉统称国民，有仍分满汉者按律科罪”，举人李蔚然也建议“统贵族、华族、士族、民族咸受治于宪法范围之中”，这种淡化族群差异、强化国民认同的思路，正是为了确立一种民族-国家的同一性。清末的民族观论争中，单一建国论者主张排满，其理由是满清统治者是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最大障碍，因此必须革命；五族建国论者则认为当时边疆形势极为危急，少数民族地区又不了解共和制度，所以即使从维护边疆民族地区的安定和保存国家领土完整的角度出发，也应当采取君主立宪制度。虽然革命派在论战中似乎占据上风，但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并未秉持单一建国的论调，而是提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主张，其后，南北和议、清帝逊位协议签订，新生的中华民国以“五族共和”作为这个多民族共和国的民族治理基本策略。而“中华民族”一词本身的使用，也通过这次民族观论争得以发扬，其中梁启超、杨度等君宪论者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杨度在其《金铁主义说》中即提出：“中国向来虽无民族二字之名词，实有何等民族之称号。今人必目中国最旧之民族曰汉民族，其实汉为刘家天子时代之朝号，而非其民族之名也。中国自古有一文化较高、人数较多之民族在其国中，自命其国曰中国，自命其民族曰中华……中华云者，以华夷别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则中华之名词，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亦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族名……以此推之，华之所以为华，以文化言，不以血统言，可决知也。故欲知中华民族为何等民族，则于其民族命名之顷，而已含定义于其中。与西人学说拟之，实采合于文化说，而背于血统说。”但诚如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