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我在《人民日报》的日子(四）中国媒体人沈洪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写2013年02月22日07:22AM问：再聊一些您编发的具体稿件吧。最有名的是1980年的“赵丹遗言”《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这篇文章的刊发背景是？发表后《人民日报》受到很大压力？袁鹰：赵丹那时候已经卧病在床。“文革”后他连续碰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不让他拍电影，一个是《鲁迅传》，“文革”前他就开始准备，1960年10月我去绍兴，在街上正好碰到他，他在那儿散步，我说你怎么跑这儿来了？他说，要我演《鲁迅传》，我来感受感受。后来因为中央某个同志说了一句，赵丹这个人，演鲁迅？他其实不一定是激烈反对，只是议论一句，结果下面的人听到了，就不让他演。到现在这个《鲁迅传》也没出来，也没有人来演。还有一个是写治理黄河的，叫《大河奔流》，里面有一个场面是周总理出来参加一个什么会，很少的一个镜头，让赵丹演周总理，他当然很高兴。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柜子上有一张照片，我还以为是总理的照片，结果是他的剧照，戏不多，但是他准备得很像，最后好像是邓大姐不赞成，说“赵丹这个人怎么能演总理？”就这么一句话。这两件事一来，他灰心丧气，尽管那时候工资补发了，房子也搬了，当什么政协委员之类的，他也不愿意，他主要想演戏，心里不高兴，后来一直病着，到最后已经得癌症了，他也知道不行了，他说我有些意见想跟中央管文艺的人说一说。我们说请夏衍，他说不行，他说中央管文艺的是胡乔木。胡乔木带了当时中宣部副部长贺敬之，两个人到了北京医院。赵丹在病床上已经病得很重，他事先都已经对黄宗英详细说了，记下来让黄宗英讲，他躺在床上听，再补充几句。胡乔木一边听，一边说很对，很好，我很赞成，你好好养病，要黄宗英赶快整理出来。他们走了以后，黄宗英给我打电话，我说你赶紧写，我们正好在报纸上开展“改善党对文艺的领导”这个讨论，已经发过好几篇了。她说：我也不要怎么整理，我本来就已经整理好了。我马上去协和医院取回来，第二天就见报，题目叫做“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10月8日见报，10日他就去世了。赵丹临终前发表的文章震动很大。报社领导跟我讲，中央有一位领导同志（陈云同志）讲：这个赵丹，临死还放了个屁。还有传说“是放了一个反党的屁。”居然屁还有好多种，有一种是好的，有一种是反党的。我听了也很紧张，这不是一般人啊，如果文艺界其他哪个人说一句，甚至骂他一句，我也不管了。但是这么高的领导，而且在我心目当中一直还是很敬仰的，至少很多地方比毛泽东要高明。报社领导说你们想办法，我说怎么办呢？赵丹已经死了，你就是再批评，他也没法还手了。我就去看夏衍同志，他听后说你们想办法找篇文章转个弯就行了，你也不要紧张。我说我倒是不紧张，但是这个事到底怎么弄呢？找谁呢？后来他想到了找金山，我说金山我跟他不熟，他不见得认识我。他说我替你们去说。你放心。过了几天金山写了一篇文章，这件事才算过去了。我们讲过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百花齐放你不能只是一种花、两种花，有的花你认为不好看，但它有存在的权利。这个本来不必管得太具体，到现在为止我觉得赵丹讲的意见也还是对的。问：《假如他还活着》呢？一首纪念鲁迅的诗引起的麻烦。袁鹰：纪念鲁迅的那首诗，事情也很偶然。本来我们报纸的习惯，纪念诗人都是碰到十年、五年，发一篇文章，这是副刊历来的一种规则。当时有一篇鲁迅的木刻像，恰好编---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诗歌的编辑徐刚在来稿中选了《假如他还活着》看了下，觉得有点意思，这个有点针对性吧，“假如他出去，不会有两个警卫、三个秘书”（大意），像这样的句子胡乔木同志看见了，说这是影射，现在我们国家谁出去带两个警卫、三个秘书，那只有邓小平，别人没有的，这是反革命。说实话，那时候，我也不像以前那么紧张了，胡乔木的个人意见，也不是中央的什么指示。当时报社领导秦川说，你得想办法对付一下。我说那好办，我也有经验了，我可以用个人名义给胡乔木写封信，因为他有些诗稿总是直接寄给我的，我跟他个人也打过交道。我就直接去信，说此诗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