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诗禅交融现象形成的内因分析唐宋时期，诗禅相融现象发生的动因是多维多向的，下面是小编搜集唐宋时期诗禅交融现象形成探究的论文范文，供大家阅读查看。面对最为繁荣的唐宋诗歌，面对唐宋时期趋于鼎盛的佛教禅宗，面对它们在历史文化发展历程中那些相交合的部分，总会让人想到元好问“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的诗句。其实，这精粹诗句包含着极其复杂的内容，牵扯了许多问题，其中最根本的问题莫过于———唐宋二代诗禅交融的动因是什么?佛教和禅宗中的什么吸引了诗人们并令他们趋之若鹜的?据此，本文不揣冒昧，拟从四个方面探讨这一问题。一、佛教本体论与诗人的超脱之途禅宗能深入诗人内心与其精神契合的原因，在于它是心的学问。它承袭了佛教的本体论，又改造了它的方法论。佛教认为世界的本性为“空”，世间万物皆是因缘和合生成，也因因缘和合而灭，都空无自性。佛教这种对现世世界的本体论解说，是颇能引起共鸣的，即使是在唐朝盛世，又有几人能如愿以偿快乐一生呢?李白漂泊终生，杜甫困顿一世，王维躲进了山里。“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相对于正置身其中的今日烦忧，昨日不可留的忧愁是淡薄的，但“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浇愁愁更愁”，每个人仿佛都置身于一个无边的大泽难以解脱，而这大泽的名字即是愁苦。李白的诗句有切肤之感。宋代官场之争甚剧，诗人们更是热心参禅问道，与佛教过从甚密。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等大都具有官场受挫、党争失败的经历，“一生做官今日被谪，觉见从前但一梦耳”(《丛林盛事》卷上，安相国语)，佛教所宣扬的这种人生如梦、朝夕异世的故事真切地发生着，他们的失意和痛苦“不向佛门何处销”?诗人是一群痛苦的精灵，痛苦的原因是他们不能停止对生命意义的追寻、追问和追求，是操修心灵者。佛教以另一种方式解答了诗人追问的问题，不论赞同与否，都可以让心灵稍事休憩。于是李白说“天以震雷鼓群动，佛以鸿钟惊大梦”(《化城寺大钟铭并序》)，“宴坐寂不动，大千如毫发”(《庐山东林寺夜怀》);杜甫也说“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秋日夔府咏怀奉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余亦师粲可，心犹缚禅寂”(《夜听许十一咏诗爱而有作》);王维被称为诗佛，他“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终南别业》)，徜徉于山水田园与修禅行道相融的生活之中，自然任远，心无所缚，摆脱了很多俗世的烦忧。中晚唐以来，社会的动荡也带来了人们内心的动荡不安，加剧了内心的苦痛感，去佛教中找寄托的诗人更多了，韦应物、白居易、柳宗元、常建、司空图是为代表。赵宋一代，诗人无不浸淫于佛教，籍此来满足其追求高雅空灵精神乐趣的需要，他们“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东坡诗)，将参禅与作诗融合，寄托对世事变幻、人生苦痛的感受，表现出一种禅学化的审美意趣，所谓“诗风慕禅”。苏轼的诗赋正是由于注入了禅的意境和意趣，而在自然、朴实之中又多了一份幽远、超拔、深邃。黄庭坚为首的江西诗派则善用佛典禅语入诗，“夺胎换骨”别具一格。可见，佛教本体论，在某种程度可以起到安顿心灵、慰藉精神，带来思想依托的作用，诗人的敏感之心最需要疗救。于是诗人多向佛。二、禅宗方法论与诗人的闲适追求佛教的本体论思想已经建立了完备的体系，禅宗无从发挥，也不必发挥，便在修行方法上作了突破。禅宗尤其南宗不再否定惹人烦恼的尘世，主张“即心即佛”，修行不必外求，外求和他求都是“骑牛觅牛”，南辕北辙。《五灯会元》中记有很多公案，来宣解这一思想。卷第五《石头希迁禅师》记曰:上堂:“吾之法门，先佛传受，不论禅定精进，唯达佛之知见。即心即佛，心佛众生，菩提烦恼，名异体一。汝等当知，自己心灵，体离断常，性非垢净，湛然圆满，凡圣齐同，应用无方，离心意识。三界六道，唯自心现，水月镜像，岂有生灭?汝能知之，无所不备。”[1](P255-256)卷第三《百丈怀海禅师》记有这样一段问答:问:“如何是大乘顿悟法要?”师曰:“汝等先歇诸缘，休息万事，善与不善，世出世间，一切诸法，莫记忆，莫缘念，放舍身心，令其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