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从历史性思维看辛亥革命何以发生2011年03月21日14:18：学习时报1867年的一个夏夜，时任两江总督的重臣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聊天时谈到时局忧心忡忡，不知清王朝还能撑多久。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就是说，现在天下统一已经很久了，势必会渐渐分裂，不过由于皇上一直很有权威，而且中央政府没有先烂掉，所以现在不会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但据他估计，今后会出现各自为政、割据分裂的局面；他进一步判断，大概不出50年就会发生这种灾祸。对他的判断，曾国藩半信半疑，但历史惊人准确地应验了赵烈文的预言：清王朝终于在1911年“抽心一烂”，土崩瓦解，距1867年赵预言它不出50年就彻底垮台正好44年。这段史料，多年前就读到过，但当时并未引起我的关注。当对晚清这段历史了解越来越细、越来越深时，重读此事，不能不佩服赵烈文眼光的老辣。回顾这段历史，清王朝的垮台，很大程度上是它的自作自受、自食其果。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名为“现代”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通往“现代”的道路上蹒跚而行。然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追求“现代”的进程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船坚炮利”是近代国人对西方列强的第一个感受，身处抗英前线的林则徐对此感受更加深刻，因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本是克敌制胜的常识，也是寻常的治国之道，但林则徐等人却因此受到“溃夷夏之防”、“以夷变夏”的严厉指责。在外患频仍、内乱不断的近代中国，此点对清王朝能否“永延帝祚”至关重要，但清政府却迟至20年后才“半心半意”地开始仿造“洋枪洋炮”！之所以说“半心半意”，因为这为挽救王朝造枪造炮的“洋务运动”，却遭到当时“主流”的激烈批判和极力阻挠，依然指责这是“以夷变夏”。多的不说，从中国应不应该使用电报的争论，就可看到阻力之大。近代中国外患内乱不断，时时军情紧急，能够瞬息万里的电报无疑是一直身处危境的清政府的当务之急。然而，“电报”却长期被认为有害。李鸿章在1865年首先提出要开办电报事业，却一直不被朝廷批准，最主要的理由竟是电报“用于外洋，不可用于中国”，因为“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稣，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肯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在这种逻辑中，电报的性质姓“天主、耶稣”，兴办电报就是入洋教、是背祖叛宗，背叛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架设电线就是不孝，不孝必然不忠，架设电线必然导致不忠不孝，罪莫大焉！直到14年后，朝廷才准允李鸿章设立电报。电报之利非常直接，显而易见，根本不需要统治者“高瞻远瞩”即能明白。但如此“直观”之利清政府都看不清，一个“电报”都办得如此困难曲折，诸如那些“好处”非常间接隐晦、需要长时间才能显现的制度变革，清政府更不可能积极主动进行了。总是在大难之后，如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才非常被动地作某些“改革”。因为非常被动，因此在“温和立宪”与“激进革命”的最后竞赛中，以彻底推翻清王朝的“激进革命”胜出告终。“辛亥革命”这些年来几乎成为“激进”的代名词，颇有人对清政府的“新政”“立宪”被辛亥革命“打断”而深感遗憾。不经革命的大动荡大破坏而收革命之实效，当然是值得追求的理想状态，作为一种良好的愿望，更是无可指责。但若强以近代中国的历史来为之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