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执斌：秦朝速亡的教训马执斌两千多年前，秦王嬴政“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呑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从公元前230年至公元前221年，仅用十年时间就完成统一大业，建立起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国家。秦王嬴政自称“始皇帝”，盘算“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然而事与愿违，秦朝只传至二世，便被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军推翻了。那么，秦朝速亡给后世留下什么教训呢？笔者以为，秦朝速亡的教训主要有两条：一条是秦朝统治者未能居安思危，忘掉古训：“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篇》)，对人民实行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激起人民的猛烈反抗，让“水则覆舟”的预言应验。《汉书·食货志》记载：“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农民一年到头辛勤劳动的果实，三分之二被秦朝统治者掠夺走。“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当时人们用“头会箕敛”(《史记·张耳陈余列传》)形容秦朝赋税的苛暴，结果，出现了“男子力耕不足粮饟，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的严重局面。秦始皇还大兴土木、连年用兵，徭役、兵役“三十倍于古”。当时全国人口约两千万，每年被征发的丁壮不下三百万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这个数字相当惊人！《汉书·严安传》记载：秦始皇用兵南越，“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上吊)于道树，死者相望。”郦道元《水经注》引杨泉《物理论》曰：“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餔，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拄。’”徭役、兵役，简直就是人民的灾难！秦二世统治时期又变本加厉，“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秋，秦廷征发安徽、河南一带的贫苦农民九百人到渔阳(今北京密云)戍守，陈胜、吴广也在征发之列，并被指定为屯长。这批戍卒屯驻蕲县大泽乡，正赶上滂沱大雨，道路断绝，不能按期到达渔阳。秦朝法律规定：“失期”处死刑。严刑峻法把戍卒逼上绝路，陈胜和吴广商量，决定起义。在陈胜、吴广率领下，九百戍卒“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奋起造反，赢得四海响应，竟然成了貌似强大的秦朝的掘墓人。这条教训十分明显，不必多说。另一条是秦朝统治者文化建设失误，导致软实力丧失。所谓“软实力”，是指一国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靠吸引而非强制的方式达到期望结果的能力。秦朝软实力的丧失，给六国贵族从意识形态上瓦解秦朝以可乘之机。战国七雄，秦与全面继承周礼乐传统的东方六国，在文化上存在明显差异。起初，中原诸侯会盟，不许秦参加，“夷翟遇之”(《史记·秦纪》)。秦孝公因为“诸侯卑秦”，感到羞耻，下令求贤，立志图强。公元前356年(一说前359年)秦孝公任用法家卫鞅为左庶长，开始变法。卫鞅废井田，开阡陌，奖励耕战，秦国日益富强。公元前340年，卫鞅攻魏，大破魏军，俘虏公子卬。秦孝公以於商(今陕西商洛)十五邑封卫鞅为商君。商鞅死后，秦法未败。到秦昭王时，秦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战国前期，儒法两家的政治主张势如水火不相容。儒家政治尚“智”，着眼于管理“人”主张通过“仁义”诱导的途径，塑造至善至美的理想人格，从而实现自家的政治理想。法家政治尚“力”，着眼于完善“物”，即富国强兵，主张通过“刑法”强制的途径，规范社会，从而达到自家的政治目的。然而，诸子百家在长期辩论争鸣中，相互取长补短，吸收借鉴，到战国后期出现学术融合趋势。学术融合是政治统一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反映。那时候，三次担任稷下学宫祭酒的儒家巨子荀况，肩负起学术融合的使命。荀子的学说博采诸子精华，开创儒学为“百家总汇”的先河。特别是荀子以“儒”统“法”，提出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社会政治主张，是为建设新兴封建大一统秩序服务的。他呼吁当时的君主，重用大儒，实现“天下为一”的理想。秦相范睢曾邀请荀况访秦。秦昭王会见荀况，提出“儒家对治理国家有没有好处呢？”荀况回答：“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篇》)昭王称“善”。范睢问荀况：“入秦何見？”荀况说：秦国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