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期间谣谚的舆论学意义摘要:在大众传媒尚不发达的东汉时期,谣谚作为一种特殊的传媒形式向人们传递着当时的舆论导向。文章结合东汉的社会背景进行分析,探究谣谚衍生为舆论工具后,体现出的舆论倾向,并成为历史变革催化剂的舆论学意义。关键词:东汉;谣谚;舆论学意义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9-0329-02在我国古代史籍中常见到一些被称为流言、讹言、妖言、诗妖、诗谶、民谣、童谣的言论,传统史学统称之为谣谚,现代社会学则把它们归为社会谣言的范畴。东汉时期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既经历了光武中兴的盛世局面,也经历了党锢之祸、黄巾起义等国家的内乱和政治危机。相对而言,东汉是各类谣谚的高发期。由于当时大众传媒手段尚不发达,大众信息基本上都是靠口耳相传。因此,谣谚的传播过程在客观上起到了媒介的作用。一、东汉谣谚产生的社会条件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王朝以后,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经过明、章之治的漫长努力,东汉王朝逐渐走向巅峰。(一)东汉早期高度集权,信息流通渠道阻塞东汉处于封建社会的初级发展阶段,此时的中国属于集权主义国家。集权主义国家宣扬的是“君权神授”,其控制传媒手段比较严格。在那个科学技术落后,传媒不发达的时代,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沟通起来非常困难。统治阶级自上而下传达信息,从中央到地方要经过时间漫长的一个过程;民众自下而上反应问题,要通过各级的政府、言官一级一级上报,到最后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底层的声音总是很难被统治阶级听到。传播渠道的阻塞,促使群众开辟了新的表达个人意愿的渠道,于是就产生了各类谣谚。由于当时民众的受教育水平普遍较低,迷信思想严重,认知水平的相对低下,就很容易接受谣谚传播的内容。当政府无暇对社会谣谚进行控制的时候,谣谚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二)东汉中后期的动荡为谣谚盛行提供了土壤在东汉中期,朝中爆发了宦官、朋党之争,后期又爆发了两次“党锢”事件,导致东汉政权动荡。末期的农民起义更是直接导致了东汉政权的名存实亡。这时,官方的声音越发薄弱,而各种谣谚逐渐代表了民间的各种意见倾向,填补了官方声音消失后的空白,起到了传媒的作用。二、谣谚的舆论学意义舆论的形成,有两个相反相成的过程。一是来源于群众自发,二是来源于有目的的引导。东汉时期的谣谚传播是否符合这一特质呢?(一)谣谚体现出当时社会的舆论倾向东汉政权代表了豪族地主势力的利益,后来这个群体,分裂成皇族集团、外戚集团、宦官集团、儒学集团等几个不同的集团。他们既共同剥削农民,反对庶族地主,又为了各自的利益争斗不休。东汉中后期,外戚集团、宦官集团相继干政,造成政局不稳的社会局面。再加上频繁旱灾,政府赈灾不力,民不聊生,政权摇摇欲坠。在这期间,民间流传的谣谚就反映了上述不正常社会现象。1、集团的争斗东汉顺帝后期,外戚干政情况严重,民众关于对这一现象的看法,可以“顺帝之末,京都童谣”为例,见范晔《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谣”:顺帝之末,京都童谣曰:“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1]这条谣谚形象的反映出了东汉自顺帝后外戚干政造成的混乱情况。正直的大臣李固反对外戚干政,结果却被处死并暴尸街头。无恶不作的外戚梁冀却把持朝政多年,其党羽胡广、司徒赵戒、司空袁汤却个个封侯。这条童谣正反映出了民众对于当时官僚政治的腐恶的讽刺和憎恶。2、政局的动荡东汉末期,政局动荡。民众关于这一现象的看法以“灵帝之末,京都童谣”为例,见范晔《后汉书》志第十三《五行一》“谣”:灵帝之末,京都童谣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万骑上北芒。”中平六年,史侯登蹑至尊,献帝未有爵号,为中常侍段珪等数十人所执,公卿百官皆随其后,到河上,乃得来还。此为非侯非王上北芒者也。[2]中平六年(189)袁术、袁绍兄弟率军攻击皇宫,中常侍段珪等劫汉献帝及陈留王,连夜奔走至北邙山。后董卓带着手下把他们又接回了洛阳。这条童谣讽刺了此时的东汉皇帝已经成了傀儡、摆设,反映出东汉王朝的衰落。3、政府对待天灾的不作为东汉末年,天灾不断,由于政府的不作为,竟然出现了米比金贵的反常现象。民众关于这一现象的看法,以汉末洛中童谣和汉末江淮间童谣为例,见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