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困境—写给中国的"大国梦"和"民主热"[1237](2007-01-13)“大国梦”尚未平息，又来了“民主热”。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废话，民主当然是好东西，——不过，更准确的说法也许是：民主是有条件的好东西。因为在特定条件下，民主制度确实是有效的，结果是平和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条件下，民主制度却是无效，后果是暴戾的。历史告诉我们，民主制度并不是田园牧歌，相反，它是矛盾斗争的产物，而且可能是残酷的生死斗争的产物。从政治学的观点看，民主的基本功能与其说是选举和监督政府，不如说是让政府作为社会共同利益的代表，尽可能妥当地处理各类矛盾，从而维护既有政治体制的生存和运行，以增进社会福祉。如果不能正确地处理矛盾斗争，民主必然要变成一种坏东西。西方政治史中的雅典困境展示了矛盾、民主与大国的互动问题。这个问题，从雅典时代一直贯穿到如今的美帝国时代。这段历史或许对我们思考大国和民主问题有所启发。也许雅典困境远在古希腊文明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各种民主化的尝试中，但不幸的是，没有人知道最早的民主长得啥模样。不过，如果我们相信启蒙思想家们，那么不妨假设他们所谓的“自然状态”就是人类民主政治史的起点。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个人拥有完全的、不受任何人干涉的权利，人与人之间的争端完全通过舌头牙齿和拳头棍棒来解决。出于对完全自由竞争的厌倦和对有序幸福生活的向往，政治学猴子们一致决定缔结一个契约，让渡一部分自然权利，以组成一个政府，以便协调和解决人之人之间的矛盾，更好地组织人与外界的矛盾，这就形成了最初的国家。自然状态下的“契约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应时之作，其要旨在于论证“君权”来自“民赋”而非“神赋”，并不是严肃的历史学考证和论述。但无论如何，契约论在某种程度上树立了“民主源于斗争，统治来自民主”的基本政治模型，多少有点说服力地演示了人类何以会需要政府的心理机制。至于第一个实证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制度，当首推雅典的贵族民主体系。通过分析这个民主制度原型，我们可以看到简单地判断“民主是个好东西”是多么的愚蠢，“民主在某些特定历史条件下是个有用的东西”才是历史的真谛。如果我们接受“民主是个好东西”论，那么与希腊文明同时演进的中国文明就将以其集权性质而成为坏东西。但这显然是高度贫智的结论。邓公已经指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因此，任何制度的好坏优劣，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发展为标准来作出判断。按照这个标准来评判，维持了中国五千年高速发展的集权制度肯定是好东西，而由于内部分裂而瓦解，最终在时髦的基督教手中进入中世纪的西方文明肯定是坏东西。看得出来，那位断定“民主是个好东西”的学者采取了多数中国“精英”的思维方式，轻率而幼稚地决定忘记掉马克思的所有观点，而宁愿以一种感性的视野来分析理论问题。不过，当他如愿以偿地忘记了已经不太时髦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时，他也就无---本文来源于网络，仅供参考，勿照抄，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法看到真正的历史规律乃是：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像考CET4一样，在区区几个固定的选项中选择某种合意的政治组织形式；相反，一切政治组织形式都是历史地形成的，首先取决于经济组织形式，而经济组织形式则是由该社会所处的特定生存环境所决定的；由于自然条件和经济组织形式的多样性，政治组织形式也必然是多样化的。正好，最近我读DavidS.Landes的《TheWealthandPovertyofNations》，又碰到了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首次论证的“治水社会”理论。用现代科学数据包装起来的治水社会论看起来虽然比魏特夫的理论更加貌似先进，但结论是一样的：由于独特的自然（光热水等）条件，西欧社会能够以小规模的经济单位，通过自给自足的封建制度组织社会生产，而不存在大规模治水的现实必要性，也就注定不可能产生高度组织化的东方式集权政治。“治水社会”论的久盛不衰，其实已经完全可以提醒某些一味崇西反马的中国“学者”：是否能够最有效地维持生存、促进发展，乃是决定政治制度好坏的基本标准；政治制度永远不可以脱离生存与发展的考量，而独立地具有“好”与“坏”的超验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