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旧体诗与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种边界相对固定的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文学，本是不包括以文言和格律为主要形式特征的旧体诗的。因为我们过去长期把现代有意无意理解为与传统的决裂或告别（注：关于这一问题，严家炎先生有系列文章进行剖析辨别，可参见严家炎《五四的误读》，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版。），所以现代文学基本上等于新文学，一切跟旧沾亲带故的文本，便都理所当然地被拒斥于现代的大门之外。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历时性进展过程中，旧体诗事实上一直没有断绝，而且也没有将要断绝的迹象。不但旧文人在写，新文学作家也写；科学家在写，政治家也写；旧军阀和新军人也写，而且还有一代又一代的年青人在写。甚至到了新诗已经降生将近100年的今天，我们依然无法断定在全中国是写新诗的人多还是写旧体诗的人多。特别是到了现在的网络时代，旧体诗天上掉馅饼一般获得了一个五四以来的空前自由的创作空间。旧体诗爱好者可以在网上互相交流切磋，旧体诗不再是仅仅属于老干部歌功颂德的专利品了[1]。尽管迄今为止现代文学的文学史没有把旧体诗列为研究的对象，但是它的存在、延续和影响已经是不可动摇的事实。因此，已经开始有现代文学史的写作者尝试着要把旧体诗列入其内。既然我们能够宽容通俗小说进入现代文学史（注：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的最重要变化即是在每个十年都专门开列了通俗文学一章。）程光炜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2000年）也专设两章讲授通俗文学。），那么把旧体诗也写进来，似乎应该是合乎同一逻辑的。这一逻辑就是，不再把现代文学仅仅等同于新文学，而是理解为在现代性进程中所发生的文学。在这个同步的进程中，旧体诗不仅仅成为现代文学的传统文化资源之一，旧体诗自身也受到新文学和新时代的影响而发生着演进变化。随便举个例子，就不难证实这一点：沁园春梅州监狱小记旧式长枪，新型小铐，押进监仓。待执勤搜罢，现金手表。牢头发下，条例规章。分散编班，集中训话，逃跑决无好下场。才一日，看衣皆囚服，头尽理光。人生难得一番，将此处辛酸细品尝。任轻伤重感，药唯去痛；一年四季，米总霉黄。打架偷摸，都该受罪，况尔杀人放火狂。休烦恼，尽无期死缓，小住何妨。这是广东杂文家陈章先生写于20世纪末的一首词，除了严守《沁园春》词牌的格律之外，内容和思想都是现代的。这样的作品或许不能进入现代文学史，但应该不应该算做现代文学呢？再如聂绀弩先生著名的《锄草》诗：何处有苗无有草，每回锄草总伤苗。培苗常恨草相混，锄草又怜苗太娇。未见新苗高一尺，来锄杂草已三遭。停锄不觉手挥汗，物理难通心自焦。培苗每恨草偏长，锄草时将苗并伤。五月百花初妩媚，漫天小咬太猖狂。为人自比东方朔，与雁曾征北大荒。昨夜深寒地全白，不知是月是春霜。据说胡乔木称赞聂绀弩的旧体诗道：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这个评价或许过高了，但恰好说明旧体诗是可以现代的。把传统理解为旧，把现代理解为新的理路，大约要调整调整了。二现代文学中的旧体诗，在新诗的挤压之下，自觉不自觉地退回到个人领域，即使表现国家社会问题，也是从个人角度出发，与新文学基本上井水不犯河水。在整体上，旧体诗较少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建构，更多地是歌咏风花雪月和遗老遗少情愫，这一点在1949年以前尤其明显。而1949年后，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但是在整体上，旧体诗仍然属于文学主流之外的潜在写作。我从网上得知，上海在1949年以后创办的一份民间旧体诗刊物居然贯穿整个50年代，存在了10年：《乐天诗讯》创刊于1950年元旦，是由上海一些工商界和文化界人士发起组织的乐天诗社的会刊。乐天诗社组建于1949年上海解放后，吸收的会员一直是以上海和江浙地区人士为主，但也有北京、天津、四川等其它一些地区的旧诗爱好者参加。诗社的成员，层次不高，不管是在工商界，还是在文化界，都属中等偏下，决无社会名流加盟其间；诗作的水平也很不够格，绝大多数作品，只能说是徒供其自娱自乐而已。虽然说《乐天诗讯》的艺术价值不高，但是作为建国初期的一种民间旧体诗刊，却可以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