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的哲学萨特与他的时代影响了萨特一生哲学的是笛卡儿。1928年萨特以一篇论现想象的论文从巴黎高师毕业，但论文并不成功，名列倒数第一。萨特是通过他的同学雷蒙•阿隆知道胡塞尔及其现象学的。根据波伏娃回忆，当时阿隆在德国学习了一年以后回来，他们在一家咖啡馆聚会，阿隆告诉萨特，胡塞尔的哲学可以现象地描述像他们面前的鸡尾酒这样的个别对象。萨特当时激动地脸都白了，连夜在巴黎找一家夜间书店，买利维纳斯写的《胡塞尔现象学的直观理论》。这个故事说明，现象学之所以能吸引萨特，是因为它能处理最普遍、最日常的东西，这与萨特认为哲学应该关心现实世界的问题的想法是一致的。但他的现象学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更为接近，他们都反对和批评胡塞尔的先验现象学，认为他和康德一样不能避免唯我论，他的现象学没有能还原到世界上来。他去德国学习了一年，在那里，他从现象学那里不但学到哲学处理日常生活经验的方法，而且，现象学的意向性概念对他固有的笛卡儿主义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将他从内在性原则中解放出来。在柏林期间，萨特撰写了一篇题为《自我的超越性》的论文，回国后才正式发表。这是萨特走上现象学之路的标志。紧接着，《现象》、《情绪论纲要》和《现象的东西》等著作相继发表，奠定了他作为一个现象学哲学家的地位。在此期间，萨特发表了他的文学代表作《恶心》。现在，《恶心》被公认是存在主义的文学经典作品，它以极有表现力的笔触描写了面对事物赤裸裸的真实性，自由的无根基和无用，这是还能对生命有所反思的现代人的普遍感受。二战期间，萨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个人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他追求的是个人的自由，写作，成名，揭示个人在现代世界的生存困境，如此而已。他并不认为自己对社会有什么责任，也不关心周围发生的事情。他回来回忆说：“战前我把自己仅仅看作一个个体，完全看不到我个人的存在与我的生活在其中的社会之间有什么联系。高等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我在这上头建立了一整套理论：我是‘孤独的人’，就是说是一个因其思想的独立性而与社会相对抗的人，这个人不欠社会任何情分，社会对他也不起任何作用，因为他是自由的。”二战改变了这一切。二战中，萨特被俘，战俘营10个月的生活使萨特看到了一个社会世界，看到“我是由社会形成的，我的文化、我的一些需要和生活方式都是由社会形成的。”战争使萨特懂得，自由不能仅限于个人，自由不但是自己的自由，也是全体的自由，“如果人们不着重他人的自由，那么，一段时间表现在他们之中的自由就会立即被摧毁。”因此萨特开始积极投身为人类自由而进行的种种战斗中。自由成了他人生奋斗的目标。战后的法国存在主义大行其道，萨特被视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和发言人，直到今天，存在主义仍然与萨特的名字连在一起。二战期间及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大都左倾，萨特也不例外，但萨特并没有加入法共，而始终与法共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而在梅洛—庞蒂因为朝鲜战争而谴责苏联时，他却站出来为苏联辩护，但匈牙利事件使他与苏联和法共彻底决裂，对苏联和法共的批判态度至死都没有改变。但萨特并没有向右转，而始终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最激烈、最坚决的敌人。萨特一直自认为是个社会主义者，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惟一出路和希望。他把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称为“自由社会主义”，它的原则仍是法国大革命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原则。而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根本不是社会主义，他要的社会主义是能包容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这是他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最根本的理想，而不是政治策略。因此，萨特本着这一理想的种种举动，往往让左右各派恨之入骨。名满天下，谤满天下，是萨特生前死后都无法避免的命运。在这个后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自然可以以虚伪的资产阶级道德指责萨特的“虚伪”，以实质是窥淫癖的“揭露”来显示自己的高尚。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动摇萨特作为“二十世纪人类良心”的地位。萨特早期的哲学思想萨特在哲学上的渊源基本上是三个H一个D。前者指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后者指笛卡儿。虽然萨特受上述四人影响甚大，但却不是毫无批判。相反，他从一开始就有很强的批判意识。他在柏...